|
|
|
 |
新干伏鸟双尾铜虎及其他 |
 |
|
|
鸟双尾虎形同虎尊，但没有器底，因而并非实用器。也正如此，背上的盖仅铸出其形而不能开启。
带立鸟钮盖的牺尊和觥在商周青铜器中并不少见，例如在湖南湘潭船形山出土的１件豕尊，背上有盖，盖上立凤鸟形钮。妇好墓出土的号鸟尊，盖上也为鸟钮。日本藤田美术馆所藏的羊觥、陕西洋县出土的兽形觥，背上的盖也都有鸟钮。又有带动物钮的牺尊，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象尊，背上为盖，盖上立钮为一小象，等等。在长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中，这类器物尤为多见。这些动物造型的、盖上有鸟钮或动物钮的铜器互不相同、各具特色。新干伏鸟双尾虎与它们的最大区别主要在于它不是实用器，所以底部敞开，背上也仅铸出盖形。这样看来，这件伏鸟双尾虎更像是一件鸟钮虎尊。
其实，不论新干的伏鸟双尾虎是一件具有特殊含义的神器，还是一件常见的鸟钮尊形器，也不论对这件器物的具体含义和对新干大墓的族属有何认识，这里都涉及一个对遗物进行合理解释的问题。任何一件遗物都包含着一定的历史信息，要理解这些遗物，读出遗物的意义，自然就需要对遗物进行解释。而对遗物进行解释，首要的就是不能脱离遗物的相关背景。这种背景既指遗物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也包括遗物的出土情形和共存关系等。如果缺乏这种背景，考古出土的遗物只不过是“器物”，至多只是“艺术品”。但有了背景，遗物不仅和其他考古材料发生关联，而且还能够被放置在“时间”和“历史”的流程中，从而获得各种考古学和历史学意义上的联系，遗物本身也由具体的“器物”而成为了“文物”。新干的伏鸟双尾虎也如此。如果孤立地看，它仅只是一件艺术品。而对艺术品的感受——其造型是端庄和谐还是诡异神秘，动物形象是安详还是狰狞——往往都因人而异。这种对艺术品的观察并不能发掘出遗物所蕴含的历史意义，而观察者个体的感受也有别于考古学的科学解释。对孤立的器物所进行的过度解释更应被避免，比如一些研究根据一件陶器或铜器上的牛头形象来推断当时已有牛耕，或是根据羊首形象而认为当时出现了家羊的饲养等。这些结论之所以并不可靠，也正因为它们仅是来自对艺术品的观察而非对出土遗物所进行的考古学研究。
将遗物放置在相关背景中进行解释，那就意味着要对相关的埋藏现象和所有的共存遗物进行全面考察。在缺乏限定的情况下孤立考察一件器物，解释的随意性会被扩大，结论不仅相应地会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很可能与其他遗物或现象不符。比如都是针对伏鸟双尾虎，就同时存在着鸟崇拜与虎崇拜两种不同意见。而事实上除了这件器物所表现的虎和鸟外，新干大墓中还有更多的虎，以及鸟、鹿、鱼、蛇等形象。因而对伏鸟双尾虎加以解释，至少还应考虑到其他动物形象。而对于新干大墓和吴城文化的族属，更不能将结论建立在对个别器物的解释之上。换言之，一个合理的考古学的结论，至少应能同时解释所有的共存遗物。
对新干伏鸟双尾虎实物所进行的仔细观察与分析，不仅表明对它的原有认识可能并不可靠，而且还说明了相关背景对于理解遗物所具有的重要性。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