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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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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商的一个殖民点，其最早的一批主人是来自商王仲丁时期的军事征服者。随后很可能作为商代贵族的封邑而存在。大辛庄作为海岱地区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处贯穿商代早、中、晚三期的大型聚落，不但为商人势力早期向东方的拓展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以它为中心形成的聚落群，还是商代晚期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要基地。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李旻对大辛庄商代聚落骨骼遗存的个案分析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其把骨骼遗存纳入聚落考古的研究范畴，从物种组合、部位特征、年龄性别、处理方式、空间分布以及和其他类别遗存与遗迹的埋藏关系等方面综合分析遗迹现象中出土的骨骼遗存，尝试建构与之相关的祭祀宴饮与宗教沟通等社会活动，探究其背后的文化特征和意识形态，从而揭示聚落内的社会差别，以及本地社会与商代-中心的互动关系。动物的不同骨骼具有不同的属性和价值，反映聚落内部的社会差异以及人通过动物对周边环境景观的塑造与改变。他同时提出动物骨骼研究应是社会考古的主要内容，也是景观考古的一部分。
靳桂云对大辛庄的１８个植硅体样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聚落的粮食作物中包括水稻、谷子和黍子三种常见的种类，并初步确认了谷物加工场所。同时，还特别提出对聚落粮食作物组合的研究，首先要对该聚落的不同空间部位进行详细系统的植物遗存分析，而且要尽可能对其农田进行确认和分析，才有希望获得有关聚落农业的全面、真实的信息。
陈雪香对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年大辛庄遗址发掘采集的２００多份土壤样品作了浮选分析，获得了一批商代植物遗存资料，可以看出商代济南地区仍是以粟类作物为主，兼营麦类和稻谷，而麻和豆虽有所发现，但并没有构成农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钱益汇等对大辛庄商代石器类型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大辛庄人对石料的利用率与遗址周围石质类型分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已经充分认识到石料特征，能准确地选择合适的石材，考虑石器功能与使用方式，并很好地实施到石器制作中。
朱剑等采用中子活化分析方法，测定了大辛庄和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４６枚原始瓷片的化学元素组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两地原始瓷采用的原料截然不同，大辛庄遗址的原始瓷应为当地烧成。
二、以山东地区为主的商文化研究
海岱地区与商文明的关系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界长期关注和探讨的问题，本次会议学者对商代建都于东土的问题，商王朝与东方的关系以及征夷方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邵望平认为海岱区在商王朝中晚期形成了夷商交错、交恶和交融的复杂局面，出现了由王朝文明和东夷土著文明结合而形成的商代东土方国文明。商文化因素影响由西而东递减，西南部的淮泗地区是商化程度最高的一区。商礼的浸润随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如鲁北青州苏埠屯大墓是夷人对商王朝礼制的翻版；而淮泗地区社会各阶层的夷商融合却很深。商王朝着力于淮泗地区的经略，原因之一是攫取淮夷地区铜锡资源。
李朝远根据前掌大墓地的公布资料，对该墓地的时代及性质提出新的见解，认为前掌大墓地作为史氏家族的墓地，主要属于西周早期，与奄国、薛国无关。史氏墓主人在商代晚期并未居住在此，有可能是武王灭商或周公东征后的迁徙与殖民。
燕生东运用聚落考古的理念探讨渤海南岸商代海盐业的生产单元、规模、方式和性质等问题，并探索商代盐业生产与内陆相邻地区文化、聚落和经济的关系。
郭妍利对苏埠屯墓地墓葬制度与殷墟墓葬制度和周边同时期遗存比较，认为苏埠屯大墓可能是商族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的墓葬，他们代表商王朝在此驻军，出有“亚”字铭文铜器的诸大墓是官职不同的武官。
石兰梅认为奄是商族在山东的重要据点，在殷商史尤其是商周之际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于奄的地望仍有许多观点，除了冀望甲骨学的研究能有所突破，更期盼考古学提供的地下史料的证据。
三、夏商考古与文献的整合
许宏对考古学与历史资料的整合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与历史时代之间的重要时期。中国考古学上一般被划归“原史时代”的龙山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由文字材料所决定的社会集团被复原的程度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着重大的区别。具体而言，以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为界，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的龙山、二里头至二里冈时代诸文化，均属于已发现了零星的直接文字资料，为若干后世文献（间接文字资料）所追述，主要靠考古学材料来研究，但还不足以确认其“历史身份”。后一阶段的晚商、西周王朝文化则已有了直接的文字材料来“自证”其族属或王朝阶段，因此成为“原史时代”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而二里冈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由于目前还没发现可“自证”遗存归属的直接文字材料，考古学尚无法使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成为真正“信史”的一部分。
四、有关商文化遗存的研究
李峰将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铜器所带铭文的书体特征作为确定铜器群分组的一个重要途径。铭文的书体特征更能反映其铜器的制作背景。“长子口”墓所出铜器大致可分为三组，每组的铭文书体和器形的一致性说明“长子口”墓随葬铜器群的内在分组结构。他认为该墓的年代应该在西周早期晚段，约当康王时期甚至更晚。
王震中对河北藁城台西邑落居址所反映的家族手工业形态进行考察，藁城台西商文化晚期居址的十二座房屋，有些属于敞开式建筑形制，应该反映了房屋的特殊功用。结合房内出土陶器及陶器内的植物遗存，他认为藁城台西的１２座房子，在考古学上给我们提供了商代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的手工业，具体说来就是酿酒业的专门化生产的十分难得的实例。
张明东分析商周时期的墓葬材料，就异穴合葬现象及其所反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商代，无论高等级贵族还是普通的族众中都不流行夫妻异穴合葬之俗，大概在西周早期，从姬姓周人贵族中开始盛行异穴合葬的方式，而与商晚有着明显的不同。上述差异极有可能是商与周在丧葬礼俗方面的区别，而学者据此讨论商周婚姻制度则不可不慎。
刘源对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的豕牲的种类、豕牲及殷人用豕制度作了历时性考察，花东卜辞种的豕牲普遍应用于常祀与禳祓之祭中。一般的豕牲可能低于牛牲。用豕的最大数目为３０。殷人宗教活动与豕的关系密切，且对豕牲有细致的分类。
崎川隆对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３件殷墟出土的“大字骨版刻辞”的历史史料性质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其既不是“法刻”，也不是“抄写”，而是将实际的占卜活动中所取得的占卜结果按干支的次序刻下来的一种卜辞。可视为“总纲性卜辞”的一种，但具有与一般的“总纲性卜辞”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因此应称为“特殊总纲性卜辞”或者“大字总纲性卜辞”。
岳洪彬等对殷墟发现的带有斜孔和直孔、制作精良的陶器的用途进行探讨，经过分析和初步实验，认为这些“陶版”可能是商代计时器具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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