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人类起源与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发展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工作的另一个亮点是一系列晚更新世遗址的发现。这些发现对于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类的起源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等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也至为关键。有关晚更新世早、中期这一现代人类起源与发展关键阶段的遗址，除了已经较为详细发表的许家窑等遗址以外，本书还详细地介绍了雀儿沟、板井子、摩天岭与新庙庄等发现。虽然这几处遗址所发现的考古学资料的数量不等，绝对年代的测定等方面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但就该书总结讨论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地层关系，还是石器工业的内容，都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点，为探讨盆地内乃至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十分清楚的证据。透过这些发现，可以清楚地看到盆地内的旧石器文化从早更新世开始经过中更新世一直到晚更新世的早、中期，都有很清楚的联系，或者说是连续发展的轨迹。
    上述情况除了许家窑与板井子等已经有研究成果发表外，摩天岭与新庙庄等则是首次全面介绍的新成果。摩天岭遗址的发现虽然不是特别丰富，但科学规范的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可以肯定这里是当时人类活动过的一个临时场所。摩天岭的石器工业与其他相同阶段的发现相比略显原始，但基本属于相同的发展水平。发现更为丰富的是新庙庄遗址，有多个文化层的存在，石制品的数量则数以千计。丰富的发现更清楚地反映了过渡阶段的文化特点。虽然新庙庄剥取石片的方法并不复杂，但这里出现有比较明显的盘状石核以及漏斗状石核，特别是数量较多的类似石叶的长石片，更明显具有承前启后之特点。
    进入晚更新世晚期以后，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文化更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高潮阶段。这部新著，给我们展示了泥河湾盆地晚更新世晚期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繁荣景象。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化类型的多元化发展。在此时的泥河湾盆地，既可以看到与更早阶段联系密切的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发展，也可以发现更多新的石器技术与文化类型出现。前者如西白马营遗址的发现，数以千计的石制品，主要是锤击技术的产品，只有少数砸击技术的标本。这种情况与更早阶段的剥片技术并无明显的差别，显示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有所发展之处主要表现在工具加工的精细化，以及类型的多样化，应该是与现代人类行为的复杂化相关。
    与早期发现差别更大是石叶特别是细石器技术的出现。石叶技术在旧大陆西方的分布更为普遍。在东亚地区的北部，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向南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石叶工业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发现。在中国境内，除早年发现的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以及近年来在东北北部有新发现的报道，确切的石叶技术还很少见到。从本书介绍的材料来看，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晚期也有清楚的石叶技术的存在。不过这些石叶技术与上述发现不同，不是单纯的石叶工业，而是与细石器技术共存。在已经有研究成果发表的油坊遗址以及本书新报道的二道梁遗址，都有很清楚的石叶技术因素与细石器技术共存的现象。如本书的插图八一与插图一０二，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石叶坯材加工的工具，应该是石叶技术存在的确切证据。这些发现是研究石叶技术在中国境内的来源与发展问题的重要线索。
    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自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虎头梁遗址发现以来，泥河湾盆地一直是研究中国细石器文化的重要地区。除虎头梁外，本书介绍了更丰富的新发现，如虎头梁附近的于家沟、马鞍山、大底园、籍箕滩等，以及盆地东缘与油坊遗址相邻的二道梁。这些新的工作与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以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内涵，同时也揭示了泥河湾盆地内还存在着与虎头梁楔型石核技术完全不同的细石器文化类型。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盆地中部，特别是虎头梁遗址附近的继续发掘与研究，在时空两方面扩展了我们对于以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的认识。连续多年在马鞍山遗址的发掘，揭露出的形态各异、经过精心处理的众多火塘遗迹，以及以这些火塘为中心的多层人类居住面。同时发现的还有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大量的动物骨骼碎片，以及加工精美的装饰品。这些居住遗迹与文化遗存清楚地显示当时人类已经习惯于较长时间地居住在同一地点，并进行着多种复杂的活动。在经过重新发掘的于家沟遗址，则清理出一个具有多个文化层位的剖面，清楚地反映了本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文化连续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发现在于家沟剖面中部的陶器标本，经热释光方法的测定，其时代为距今１１０００年左右，是目前华北地区已经发现的最早期的陶器之一。这些发现无疑都为探讨华北地区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等重大学术课题增添了非常难得的新资料。
    与虎头梁以楔型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类型明显不同，油坊细石器不是采用典型的楔型石核技术，而是宽楔状与柱状细石核技术的产品。在年代方面，油坊遗址也要早于虎头梁时代。二道梁的发现尤为重要。这里不仅也有石叶技术的存在，而且全然不见楔型石核的踪迹，并完全依靠典型的船底型石核技术来剥取细石叶。这一发现不仅将谢飞先生划分的华北地区楔型与船底型两大细石器类型的分界线西移至泥河湾盆地，同时更揭示了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高度复杂性。透过这种复杂性，我们可以看到泥河湾盆地丰富多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既继承了本区内早期文化的诸多因素，也明显受到同时代其他地区的影响。除了二道梁细石器与华北东部的船底型细石器技术的联系以外，虎头梁的楔型石核技术则应该与更遥远的东北亚甚至北美地区同时代广泛分布的细石器技术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这些给我们以启示，也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在文化的继承、发展与交流等现象背后，更重要的应该是中国境内晚更新世晚期人类自身的发展、迁徙与交流。

    三、泥河湾与中国旧石器时-古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的发现与研究的实践不仅揭示了盆地内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与早期人类的生活历史，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史前人类历史的认识，同时也折射着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科的发展历史。这也是我们透过这部新著可以得到的启示。
    泥河湾一词被赋予科学的内涵是始自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大致与中国旧石器时-古的开始同步。虽然在其开始之时，就有学者关注并预言会有远古人类在泥河湾层发现，然而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随着中国旧石器时-古学蓬勃发展，泥河湾旧石器考古工作才迅速开展并取得显著成就。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相继发现并发掘了虎头梁、许家窑与小长梁等遗址。这些发现丰富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内容，为完善中国旧石器编年框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８０年代以后，更多的遗址被发现、发掘与研究，使得泥河湾盆地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时-古的热点地区，也为近十多年来盆地内旧石器考古工作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十余年来，泥河湾的旧石器考古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更多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进行的同时，发掘方法与研究理论的改进与变革也不断付诸实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发掘，率先放弃传统的发掘方法，采用当今国际旧石器田野考古通用的操作规范，注重科学、全面地收集与远古人类活动相关的各类资料。泥河湾旧石器考古也成为国际合作、多学科合作协同工作的典范。１９９１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单位合作发掘了东谷坨遗址，开创了中外合作进行旧石器时-古发掘与研究的先河，为增进中外学者间的了解与学术交流创造了方便的条件。国内不同单位、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在泥河湾旧石器考古实践中更为广泛，所取得的成就也更为显著，尤其是在遗址的古环境与年代学研究等方面。关注远古人类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了解遗址的埋藏学特点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泥河湾的旧石器考古在国内率先展开石器的拼合研究，力图通过这一方法了解石器的加工过程，认识遗址的埋藏学特点，并进一步分析早期人类的行为特点。正是由于上述发掘与研究方法的改进与革新，才带来泥河湾旧石器文化发现与研究的一系列进展，也为中国旧石器时-古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