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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研究的哲学思考

    上的原来的名称和功能,或从古人的角度来重建历史;而用etic视野来研究,则并不关注发现的器物实际上是什么,而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探究特定的问题。哈利斯指出,不管采用什么方法,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要使我们能够透过现象来揭示新的和意想不到的东西,并告诉我们事情如何产生以及它们是什么。
        上世纪3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罗宾·科林伍德对如何从考古发掘和研究来了解历史进行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他指出,成功发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项发掘无论其大小,发掘者应该明知其发掘的理由,必须知道他想找什么,然后决定怎样发掘才能找到。这就是科林伍德的“问答逻辑”的中心原则。他说,早期的考古发掘都是盲目的,没有寻找答案的明确问题。虽然后来考古发掘从18世纪的挖宝转向19世纪的求知,但是在操作上基本也是盲目的。比如,皮特·里弗斯将军是一位天才的考古学先驱,虽然他的发掘过程极其严谨细致,但是并没有明确的问题指导。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仍以遗址而非问题为导向,即选择一个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在完整发掘后,再选择下一个遗址。这种发掘的结果是,博物馆堆满了出土文物,但是对于遗址的历史仍所知甚少。
        科林伍德指出,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探方里出些什么东西,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对于询问不同问题的人来说,出土东西的含义各不相同,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东西本身或什么都不是。因此他认为,认知思维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过程,而是积极的探究。科林伍德还指出,即使最简单的感知也只能来自于观察者脑子里固有的概念。人们无法感知自己经验之外的世界。虽然像时空等概念与生俱来,但是人类大部分认知概念是习得的。不管这些概念来自何处,如果没有这些概念任何观察都毫无意义。
        此外,科林伍德还认为,考古学家研究的历史并不是死亡的过去,它仍然存活于今天。因为我们有关过去的了解都来自于遗留至今的文献和器物。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们脑子里的想法。他们复原的历史,只不过是将过去残留至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由于每个历史问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只不过是学者将工作与自己感知结合而已。
        40和5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如格林·丹尼尔和克里斯多夫·霍克斯等在事实和解释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他们认为,考古学材料构成了这门学科真实和累加的核心,这些过去的材料是客观的。但是对材料的解释则是高度主观性的,它会因人而异。更重要的是,由于物质文化只反映了人类行为很有限的一部分,并受到残存几率的影响,因此这些因素对考古学解释也会产生很大的制约。
        由于考古学处理的是复杂现象,而且本身不是一门实验性学科,因此它在面对那些被当作是真理的观察时特别脆弱。因为考古学家所做的阐释常常会微妙地受到社会与个人对事实先入之见的影响,并会下意识排斥其他的可能性解释。考古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他们探询的问题和他们所认为是合理的答案,这种影响包括民族意识、-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为此,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说,从最坏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没有真实的过去可以被研究,考古学家没有办法来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带有价值观倾向的判断左右着我们的解释时,我们如何才能明白我们重建的历史是真的?
        欧美考古学虽然很早就认识到主客观因素对考古研究的影响,但是采取明确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则要到上世纪60年代才正式开始。在克服主观性方面,过程考古学强调研究设计的重要性,呼吁除了经验归纳之外,也应采取自然科学的演绎法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以尽量防止偏见的产生,同时要求对考古学家本身的研究能力和诚实性作充分的审视。在材料客观条件方面,过程考古学提出相关性研究(contextual research)的重要性,所谓的相关性就是厘清材料产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美国考古学家费根对考古材料的context有这样一番陈述:相关性远不是指一件器物发现的具体位置和时空位置,它包括评估一件器物是怎么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以及它在被主人废弃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这需要从民族学、实验考古学和埋藏学等角度来了解器物的生命史,排除其废弃后自然和人为扰动对它产生的影响,以便更准确地从中提炼人类行为的信息。
        虽然考古学与哲学并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哲学思考的视野可以揭示科学实践中理论和实践的不协调,为考古研究带来更多的明确性、清晰度、深度和严密性。正如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所言,考古学历史与其说是考古发现的历史,不如说是考古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说,材料的积累固然重要,考古学家认知方法的提高也同等重要。只有我们不断提高研究能力,克服各种偏见,考古发现才能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2006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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