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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考古学研究趋势二题

    发掘和后续的研究都是有意识地个案研究,发掘为着一个鲜明的主题或课题进行,资料的获取具有意识性,有的放矢;后续研究据资料而作,当不会无功而返。
     
        个案研究要求:在发掘不同的遗址时,需要设定不同的发掘操作宗旨,以完成相应目的性的发掘。比较成功的个案发掘是河南班村发掘。班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黄河河谷中的黄河南岸二级阶地上。1991~199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探索在新理论的指导下,采用考古、古环境、古动物、古植物、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及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现场共同收集资料、提取样品、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并获得关于人类文化与行为的具体认识的途径与经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界属于一种全新的探索。
     
        当时不同学科的专家聚集工地,在考古学的总目标下制定各自的研究课题、提取资料的对象和取样设计方法,但是因为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考古发掘来贯彻实施,因此考古队制定了一个专门的发掘操作原则。这个原则和我们普通所见的考古发掘规则当然有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是一个个案。
     
        班村发掘为多学科的综合性发掘,其目的为在精确的地层序列与器物形态演变等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遗址的聚落布局、人口规模与动态结构、行为类型及时空安排、文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式及机制、社会组织结构与宗教信仰、对外交往的方式与途径等更深入的考古课题。
     
        可以看出,这个目的较之传统的发掘与研究已有所深化。所以,在发掘的操作、资料的回收与记录方面也需要做相应的补充、调整,以适应工作的需要。专门制定的发掘操作原则在房子、灰坑、地层、关于动物骨骼的回收与记录和工作日记等方面作了仔细而专门的规定,当然是在传统考古发掘规则许可范围内。
     
        发掘中的个案日趋见多,后期个案研究也屡见不鲜。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在一开始的“方法论”中即明确提出以个案研究作为研究的基础,带动整个长江流域青铜器的研究。根据流域内出土青铜器地点的不同情况,有意识地选择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清江吴城、湖南湘江流域以及安徽屯溪土墩墓所出青铜器作为四个个案,集中精力深入研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再推而广之,以文化因素分析法和比较来建立整个长江流域青铜器文化的年代框架,分析不同文化间的文化渊源、交往路线等一系列问题。
     
        个案研究作为目前考古工作的一大趋势,自然也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这需要学者们讨论。但要明确一点的是,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个案选择。个案研究需要有延续性,需具有创造性思维,贯穿学术精神,个人认为还需要有现实意义。所以个案选择是个案研究能否成功或者能否进一步实现为现实服务的关键。

        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重复试验”的可能性加强

        自然、技术科学参与考古遗存的测试与研究,扩大了考古学获取资料的范围和种类,增强了从传统材料中提取不同信息的能力。除了在鉴定等后续研究方面发挥作用外,自然、技术科学在具体的可“重复试验”上使考古的科学性更加深化了。进行“重复试验”的研究逐渐增多,是近年考古学另一大趋势。“重复试验”可分两类:
     
        一类是“模拟性”,反推过往的“重复试验”。通过模拟古人生产活动过程,既有科学性、可信性;反过来还原古人的活动与思维模式,透物或透过“技术”见人。这种性质的“重复试验”占很大比重。比如玉器室内试验,研究者通过手工磨制加工玉器以及采用竹、皮等所做的钻孔和切割活动,从中了解制作所耗时间;通过微痕研究观察古玉制作过程。
     
        董亚巍通过模拟战国时代的熔炼工艺,提出了对“削杀矢之齐”一种新的解释;一方面通过模拟铸后加工,讨论了战国青铜剑的铸后加工技术问题。诸如“一面模和平躺式立浇铸剑”和“回炉料和削杀矢之齐”等结论,由于其试验的真实与可靠性,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另外在另一课题上,他们通过对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大口陶缸的仿制、复制及熔铜模拟试验,证明盘龙城出土的大口陶缸为熔铜的熔炉。从而得出“黄陂盘龙城出土青铜器是就地铸造;盘龙城遗址的性质应是商王朝为抢夺江南铜矿资源而设立的军事据点”等重要观点,使人信服。在此基础上,学者对商周时期同种样式大口陶缸的性质和用途进行了推导研究。模拟试验同样证明了大口陶缸在熔铜以及浇铸方面的作用。这种推导研究,成为“重复试验”的最好注解。
     
        另外一类是数理性的“重复试验”;简单点说,就是依靠定量分析和统计,通过数理的严谨统计和推算来显示考古学上直观或间接的现象,这是一种可经证实多次重复的试验。“重复”的意义也就是可以用数理的严谨推算多次重复验算。其本质是在考古研究中加入适当的定量研究。俞伟超先生说:“适当的定量处理,能从同样资料中获取更多的、更准确的信息。”当然更科学的是可以排斥掉传统考古学上很强的直观性、经验性和随意性。
     
        模糊数学的应用是一种定量分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往往具有非定量化和模糊性的特点。王迅认为:“模糊数学是以严格的数学方法研究和处理模糊性现象的数学,它不仅能表现、而且能加工模糊信息。因此,应用模糊数学现象来解决考古学研究中遇到的模糊现象、模糊概念,可望通过一定程度的模糊,得到清晰的结论”。他以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分类问题为例,对模糊数学的模糊聚类方法做了简单的介绍,说明了这类方法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可能性。不管研究结果如何,该类研究方法对考古学的意义要大于研究成果本身。
     
       “科学的特征正在于它是可以重复验证的,数理统计方法的引入正是传统考古学走向科学的途径之一。”王奇志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龙虬庄墓地的随葬品数量与性别、年龄的关系,生产工具与男女分工关系,墓葬布局与社会结构关系进行了检验。他同时提醒研究者对数理统计方法不可以迷信,“数理统计方法常常忽视要素间本来存在的有机联系,尤其是有关意识形态的要素,因其难以用数学方式描述而往往不纳入统计的范畴……便会因无法用数字形式确切描述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而陷入困境。” 

    (2006年7月28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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