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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陶瓷分类问题管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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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由王仲殊先生执笔的《汉代陶瓷器》一文明确指出汉代陶瓷器“大体上可分为灰陶、硬陶、釉陶和青瓷４大类”。然而与前述的《中国陶瓷史》相比，在具体的内容上几乎没有一类是完全对等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灰陶”的内涵及其与“硬陶”的关系。《中国陶瓷史》所说的“灰陶”，内涵似乎比较笼统。除了按胎质的坚硬程度有“泥质硬陶”和“泥质软陶”之分以外，还可依据陶质夹砂与否、陶器的呈色不同等标准分为“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泥质黑陶”等等。由此说来，所谓“灰陶”，其颜色并不一定都是灰色的。那么，界定“灰陶”的标准是什么呢？《中国陶瓷史》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在介绍各地秦汉时期的“灰陶”产品时，实际包括的内容又明显过于庞杂。尤其是涉及南方地区时还包含了“硬陶”、“印纹硬陶”、“薄釉硬陶”之类的产品，从逻辑上讲等于是将这些产品均置于“灰陶”的系统之内。而同书在叙述战国时期的陶瓷时，至少“灰陶”和“印纹硬陶”是分别叙述的。不知为何到了汉代，就混在了一起。王仲殊先生虽指出“灰陶”“一般都呈青灰色”，但对于其他颜色的泥质或夹砂陶是否也可以归入“灰陶”并无明确说明。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在王先生看来，南方地区的带釉或不带釉的“硬陶”类器物是不在“灰陶”范畴内的。王先生指出：“汉代的硬陶是继承华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的‘几何印纹硬陶’的传统”，“与灰陶相比烧成温度更高，陶质更坚硬”，在汉代陶器中自成一个系统，其分布地域主要是“流行于长江以南”。显然，地域传统因素在这里受到了重视。于是，在王先生的分类中，“硬陶”与“灰陶”就成为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了。问题是：若仅从字面理解，“灰陶”与“硬陶”所关注的角度应该是不同的，作为分类概念应如何避免交叉，仍需进一步探讨。
其次是“铅釉陶”在分类中的层次。在汉代流行的各类陶瓷品种中，低温铅釉陶器独具特色，故《中国陶瓷史》是将“铅釉陶”单独作为一个类别介绍的。然而，在王仲殊先生的分类中，却将之纳入“釉陶”这样一个更为宽泛的类别之下，与南方地区带釉的硬陶（在王先生所著《汉-古学概说》中称之为“南方釉陶”）并列，并结合汉代铅釉陶分布的地域特点认为可以称之为“北方釉陶”。这样等于是在分类上将“铅釉陶”降低了一个层次。尽管从概念上讲，南北两个系统的釉陶可以用“釉陶”统称之，但考虑到发展体系的差别，将南方的高温釉陶（钙釉）与中原北方的低温铅釉区别开，似乎更有利于揭示汉代陶瓷发展演变的轨迹。而目前的考古报告中将钙釉（青釉）与铅釉两大系统的器物笼统地称为“釉陶”而不加分辨的做法恰是最为常见的。尤其是当两种类型的釉陶共存的时候，弄清性质、明确区分就显得十分必要。
最后是关于汉代“铅釉陶”以外的其他带釉器物的分类。属于这一类别的器物品种十分复杂。在《中国陶瓷史》中，除了将其中的一部分（如广东地区的所谓“薄釉硬陶”）纳入“灰陶”中介绍以外，单独作为大的类别介绍的主要是“原始瓷”和“瓷器”两大类，每类之下还都包括了不止一种釉色的器物。而在王仲殊先生的分类中，一部分被放在“釉陶”的类别之下与“铅釉陶”并列，另一部分则纳入“青瓷”类。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王先生一方面没有采用“原始瓷”的分类概念；另一方面，“青瓷”这一分类概念与《中国陶瓷史》中的“瓷器”相比也显得相对狭窄。由于目前所认定的汉代“（成熟）瓷器”除了青釉之外，还有酱釉、黑釉、白釉等类型，因而在大的分类层面上“青瓷”一词就不如“瓷器”包含得更为全面。
至于“原始瓷”，原本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尽管从理论上讲，在“（成熟）瓷器”出现之前似乎应该有一个相对“原始”的发展阶段，而且从实际考古发现来看，南方钙釉（青釉）系统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确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最终出现了质的飞跃，但对于汉代广泛流行的各类非铅釉的施釉陶瓷器，若按现代的标准来断定谁是“原始瓷”，谁已是“瓷器”，谁仍然是“釉陶”，除非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测，否则是难以直观把握的。就连《中国陶瓷史》也承认，一些汉代的原始瓷器胎质疏松，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也只能算作“釉陶”。显然，假如我们对“釉陶”、“原始瓷”、“瓷器”的界定标准也存在分歧，对有关产品的分类自然难以达成共识。
综合而言，上述影响最大的两种分类在对汉代陶瓷产品的具体分合以及使用概念上的差异，最集中地体现在对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陶瓷产品的认识上。众所周知，目前公认的成熟瓷器首先是在汉代的南方地区烧造成功的。在成熟瓷器出现之前，南方地区的陶瓷发展经历了复杂的历程。就汉代而言，南方钙釉（青釉）系统内部尽管出现了显著的地域差异，然各区域内部从“外在”的器形、装饰等所呈现的文化传统上讲仍是一脉相承的，各区域之间的发展演变也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成熟瓷器首先出现于哪个区域，都是瓷器发明于中国、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明证。而将这一系统内部的器物划分成“（高温）釉陶”、“原始瓷”、“（成熟）瓷器”之类的不同类别，都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对这一文化传统“内在”的质的“割裂”。因此，如何协调现代科技手段对“内在”质地的定性分析与考古类型学对“外在”形态的分析之间的矛盾，将是完善汉代陶瓷分类必需首先考虑的。总之，我们既要坚持分类的科学性，也要注重分类的可行性。(2006年7月28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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