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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金考古研讨会综述


        鄂州博物馆的董亚巍先生在报告中指出,他们合作课题组在多年考察馆藏青铜器的范铸痕迹和模拟实验的基础上,基本捋清了中国青铜器范铸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原则上可将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商时期,其青铜器铸造技术自发轫至基本成熟;第二阶段为早商至西周晚期,其青铜器范铸技术以分型制模、分模制范、活块造型及芯盒制作为特征,其青铜器主体绝大多数为整体铸造;第三个阶段为春秋战国时期,其青铜器铸造大多采用分型铸造与铸后焊铆、插等接技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大多数青铜器的制作,皆为先分体铸造,再组成整器。这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中西方青铜铸造工艺明显分属不同体系。此外,对铜范的模拟实验表明,铜范确可用于浇铸,但需要在铜范表面预先制成隔离层。
     
        3、秦汉之前,我国有无失蜡法铸造工艺,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
     
        会上,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研究员介绍了上述合作课题组的新见解。他们在细心观察、认真分析大量馆藏青铜器范铸痕迹的基础上,发现原以为非失蜡法铸造莫属的曾侯乙墓青铜尊盘和淅川下寺铜禁,实际上为分铸与焊接而成,进而指出,在中国青铜时代既没有失蜡法铸造的器例,也没有产生失蜡法工艺的技术基础和社会需求。
     
        然而,北京科技大学李晓岑教授仍然认为,云南古滇国的贮贝器应为失蜡法铸造,并推测其模料为牛油、羊油或白蜡。对此,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牛油、羊油不大可能在云南温暖气候中成型,并指出,既然个别动物造型确定为范铸而成,那么其他动物造型也应为范铸制品。上海博物馆李朝远、吴来明研究员介绍了镂空铜镜的研究工作。这些镂空铜镜曾认定为失蜡工艺制品。然而,经分析X射线-照片,他们发现这些镂空铜镜的制作,实际上采用的还是范铸工艺。此外,他们还分别选取侯马黄土、紫金土和上海地下原生土,通过模拟实验作对比研究,发现上海地下原生土很难烧制成模和范,这一结果显然有利于周卫荣等人关于范铸技术和黏土组分密切相关的观点。在热烈而友好的讨论气氛中,李学勤教授介绍了当年认定曾侯乙墓青铜尊盘为失蜡法铸造的经历,认为重新探讨其铸造工艺,颇有必要。考虑到深入分析曾侯乙尊盘和淅川铜禁铸造工艺的实际困难,他建议先分析河南叶县近期出土的一批青铜器。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批青铜器造型的复杂程度堪比尊盘,并曾认定为失蜡法铸造。其部件严重散落,应易于判断其铸造工艺特征,或许还便于取样分析。这一建议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相信不久即可落实。
     
        4、青铜器产地与矿料来源探索,同样是与会代表关注的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秦颖教授指出,青铜器中,铅的来源复杂,其同位素比值并不简单对应着铜料或铅料来源的信息。分析表明,有些铜料的铅、锡含量极低,由这一类铜料铸成的青铜器,即便其Pb含量不高,仍不宜借助铅同位素比值示踪铜料来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热表面电离质谱计自身的特点,其测试过程中,Pb同位素仍可能发生分馏,若简单运用这些数据,则难免产生误导。为有效探索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秦颖教授等另辟蹊径,将探源改为溯流,利用改进的微量元素示踪法,即选择亲铜、亲硫元素作多元统计分析,颇为理想地区分了铜陵和铜绿山地区的古代冶炼铜锭,并初步讨论了添加锡和铅的影响。此外,铜或锡同位素比值示踪的可行性,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王昌燧教授指出,若同一矿区的铜、锡同位素比值具有唯一性,或至少具有显著的自身特征,而不同矿区的铜、锡同位素比值又不相重叠,那么,该方法的应用前景将不可限量。
     
        5、青铜器铸造地,即产地的研究,也有一些创新成果。
     
        通常,青铜器中多少残留有泥芯,这样,借助于泥芯的产地分析,即可探讨青铜器的铸造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魏国锋等人,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九连墩楚墓出土青铜器的泥芯,根据物相,将这些泥芯明显分为二类,一类类似于北方黄土,另一类类似于南方土壤,前者源自夫人墓中的青铜器,其器型为北方风格,推测为陪嫁品;而后者出自楚王墓中的青铜器,为典型楚器。与此同时,泥芯的植硅体分析也表明,二类器物的植硅体也分别具有南北地区特点,与物相分析的结果殊途同归。代表们对这一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若假以时日,建立相关数据库,青铜器产地分析可望取得重要突破。
     
        6、关于青铜乐器的发展脉络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子初教授潜心研究中国古代青铜乐器数十载,会上,他在阐述中国古代青铜乐钟的音乐成就时,从音乐学角度,简要介绍了青铜乐器的时代特征。不难发现,它和青铜器范铸工艺的时代特征并行不悖,和青铜器器型的时代特征也相得益彰。可见,中国青铜器的鉴定业已具备了颇为坚实而可靠的基础,应考虑尽快付诸实施。
     
        当前,因种种原因,我国学术讨论的开展不甚理想,相比之下,本次会议不仅报告精彩、而且讨论热烈、气氛活跃,不同观点的代表彼此尊重,相互启发,经激烈争辩,既增进了友谊,又加深了认识。大家纷纷指出,这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氛围,并向创造这一氛围的李政道院士及其领导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研讨会虽不足二天,但收获颇为丰硕。许多著名专家都亲临会议,参与学术交流和讨论。当然,更多的还是我国冶金考古界的后起之秀,这从一个侧面,预示着我国冶金考古和科技考古事业的灿烂前景。
     
        本次研讨会是继2001年3月和2002年6月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先后召开“原始农业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研讨会及“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研讨会之后,涉及科技考古主题的又一次盛会;事实说明,这样的对话平台,让各方专家交流成果、相互促进,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考古学和科技考古学的发展。

    (2006年7月14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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