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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 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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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两遗址的二段陶器呈现的文化面貌与特征便一致了，我的第一个疑惑得到了澄清。关于第二个困惑，丁品说，发掘所见情形的确如此，周丽娟也说，广富林遗址所见情况，亦如钱山漾遗址。我的第二个疑惑依然故我。
其次，谈谈如何看待这两类遗存的问题。两遗址的二段遗存是由各具特征的鼎、、罐、、豆及单把条纹杯组成的陶器群。陶器基本上为轮制，表皮除素面外，还有相当部分的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其中的和粗把豆的形态和黄淮地区的同时期遗存相像。从整体来看，这一陶器群单具个性，不仅区别于黄淮地区同时期遗存，也不同于良渚文化和以鱼鳍足垂腹釜形鼎为代表的一段遗存，还和马桥文化陶器群相异，应该是一种新发现的文化遗存，当是一种新见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命名，迟了不行，早了更不好，时机应适当。我认为现今材料的积累情况，已经到了给两遗址的二段遗存予以命名的时候了。叫什么考古学文化，还可以讨论。但是，我看到的事实是：一是上海首先发现了这一遗存；二是于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考古》发表的简报中，上海虽然没能将一、二段遗存区分开来，但至迟去年我到上海的时候，宋建已将二段遗存视为一种独立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们较早地确认了这一遗存。如是，或许将两遗址的二段遗存称为“广富林文化”有较多的合理性。我的这个倾向性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我再谈谈如何评价两遗址的第一段遗存。从广富林遗址Ｊ１４等单位所见的陶器组合来看，这类以鱼鳍形足垂腹釜形鼎为代表的遗存，与良渚文化存在着较多的联系，这主要表现于陶质、陶色、陶器的表皮处理以及、豆等器型方面，故上海的同仁认为它是良渚文化的延续，是良渚文化的一个后继阶段。关于鱼鳍形足垂腹釜形鼎在良渚文化陶器排序处于较晚阶段的认识，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被杨晶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了。所以，目前广富林遗址的发掘证实了杨晶早已提出的观点。但是，在肯定两遗址一段遗存和良渚文化存在着较多联系的前提下，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一段遗存是否包含二段遗存的一些文化内涵；二是一段遗存可否划入良渚文化。
关于一段遗存是否包含二段遗存某些文化内涵的问题。前面说过一、二两段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上海的同仁认为这两类遗存渊源不同，我同意这一认识，同时认为这两类遗存年代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再次，如果同意一段遗存包含了二段遗存的若干因素，就当将这两类遗存的关系归结为如下两种解释，一是一段遗存曾和二段遗存同时，所以一段遗存含有二段遗存的若干因素，是二段遗存影响的结果；二是二段遗存是一段遗存中的次要文化因素壮大、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解释都难以圆通目前所见到的事实，也不符合上海同仁关于一、二段遗存相互关系认识的逻辑。所以，我认为一段遗存不应该包含二段遗存的某些因素。我的这一认识所以得不到上海和浙江同仁的认同，当是他们在发掘和整理中失误所误导出来的结果。我希望有关同仁认真整理这两遗址一段遗存资料，验证我们之间的不同认识哪一种符合事实。
关于一段遗存可否划入良渚文化的问题。上面已经肯定两遗址一段遗存与良渚文化存在着较多的联系，但从另一方面观之，即鱼鳍形足垂腹釜形鼎这一重要文化因素，却又将它和良渚文化之间构筑起一堵墙，将两者严格区隔开来，且良渚文化晚期丁字形鼎足发展为一段的鱼鳍鼎足，不符合器物形态的演变逻辑，所以把这类遗存视为良渚文化中的一个较晚的阶段，似乎难以成立。鱼鳍形足垂腹釜形鼎或许另有渊源。即使将一段遗存看成良渚文化后续阶段，也当将它归入另一种文化，这种认识可能更接近事实。我希望我的看法能够得到验证，如果这一认识能够成立，可以命名为一个某某文化，我认为可以命名为“钱山漾文化”，因为这类遗存是钱山漾遗址首先发现的，也是由钱山漾遗址发掘逐步得到的认识。
再次，谈谈这个会议的意义。我觉得这次会议对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从学术发展来看，具有阶段性意义，从未来来说，具有历史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涉及到我们对良渚文化的研究。我们很长时间把良渚文化定为龙山时期，我曾经指导陈国庆写过一篇关于长江下游史前炊器问题的文章，把良渚文化的上限提到了大汶口文化的西夏侯期。后来，我在《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一文中，把良渚文化的年代上限划定在大汶口文化花厅期，下限基本定在西夏侯期或稍晚，后来许多学者都同意了这种看法。为什么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存在着这么大的时间空白？对这一问题，有些学者作出了许多演绎和推论。现在看来，这些研究用一个比喻就是在不坚实的舞台上，想跳华丽的芭蕾舞。
从这里我们要吸取一个教训，考古学发现是事实，但是考古学没有发现也不能简单地否认其存在。现在，通过环太湖地区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在良渚文化之后，又认识了两类遗存，这新的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确认，在时间上大致连接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逐渐填补了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一些的空白，应该说是环太湖地区史前考古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为今后环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奠定了新的坚实基础。
最后，还想谈几点希望。第一，要吸取对良渚文化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做好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学研究。第二，会议上，很多学者谈到了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并据此推定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或绝对年代。对此，我建议大家首先根据层位学和类型学构筑相关文化的关系，建立一个考古学上门德列夫周期表，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碳十四年代或考古学绝对年代。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碳十四测年的水平还没有科学到完全可以信任的程度。具体到广富林文化的年代判断，它与二里头文化还有相当的距离，它属于龙山时期，具体处于哪一个时期，还可以讨论。第三，希望今后做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要对被比较的和比较的材料，都进行系统的分析，要从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比较入手。在此前提下，举出典型器型进行比较。会上有的同仁将一段的陶和王湾三期的陶进行类比讨论。第一，我记得王湾遗址三期没有出土过，第二如果他归纳入王湾三期文化的遗存有，那么这类既不是王湾三期文化的原生物，又和一段遗存的陶不属于同类，同时两者又无直接的地域的联系，因此，这类比较实无意义。第四，希望这次陶器的测试继续做下去，测试要有系统性。上海曾经在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测试过一批陶片材料，但是由于发表时只有简单的某某文化的陶片字样，现在就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我建议将来发表的陶器测试报告，也要像考古学报告一样，公布详尽的背景资料，要具体到什么单位，什么器形的陶片，并要发表陶片的照片。这样，测试结果才有可保存的信息，这也是我们追求多学科合作的一个基本要求。（2006年7月14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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