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辽河文明的基本特点
 
    依据对苏秉琦先生观点的理解和新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对“辽河文明”分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认识：
 
    １、辽河文明曾先走一步
 
    １９９１年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苏秉琦先生以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辽河流域为中心这一片，文化发展走在前列，从而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前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证据是：早在距今约２８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人，其头骨、上肢骨等体质特征就较同时期的北京人为进化，原始“灶”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金牛山人在控制火种技术上的进步性。到距今约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辽河流域仍然保持着这一前进势头，证据是海城小孤山洞穴遗址发现了带倒钩、“栏”的骨鱼镖和由两面钻孔的骨针，比时间较晚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的同类器物要进步。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约８０００年的阜新查海遗址，有表现社会结构已有分化的成行排列的房址和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的产品玉器，以及反映意识形态发达程度的“类龙”形象的出现，已是“文明的起步”阶段。当然，最能反映辽河文明先走一步的，是在辽西山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坛、庙、冢”三位一体的大规模的宗教礼仪性建筑群和以“龙、凤、人”为主要题材的玉器群，这是辽河流域率先跨入文明社会的主要实证。
 
    ２、辽河文明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中具典型性
 
    苏秉琦先生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系统论述中，将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燕秦文化作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的典型代表。在国家起源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三模式”中，将辽河流域的先秦时期作为“原生型”模式并将秦汉以后纳入“续生型”模式中。作为“原生型”国家起源模式的理由是，辽河流域从查海遗址起，在玉器制作的专门化到玉器使用的专一化方面，就已反映出由社会分工到社会分化的变革过程，为继之而起的红山文化社会变革的飞跃准备了条件。而红山文化的发展，虽然大幅度吸收了中原等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但主要是在保持和发展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跨进古国阶段的。到了方国时代，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连锁式城堡带和星罗棋布的城堡群、彩绘陶礼器为代表，反映礼制已逐步完善，成为“与夏为伍”的强大方国。辽河流域在进入帝国阶段过程中，出现了以辽西走廊绥中姜女石遗址为主体的秦行宫建筑群，其规模、规格都可与秦阿房宫相媲美，却背靠大北方，面向渤海，是秦始皇“择地作东门”的国门所在，对于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更具象征性。辽河流域作为“续生型”国家模式的代表，表现为以辽河流域为主要活动舞台的鲜卑、契丹、满族，其建国过程都经历了类似于当地先秦时期的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历程，而且是“骑马得天下，统治的是汉族人，继承的是汉文化，汉文化从此也长上翅膀，更有活力了。”其中满族开国史更是中国历史上精彩的一笔。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从辽东山区走向辽沈大地建国，新宾赫图阿拉城、沈阳故宫的东路到中路的布局，是满族开国史重走“三部曲”国家起源道路的生动例证。出于渔猎文化开放不封闭和与大自然天然一体的本性，满族善于总结历代经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彻底改变了自秦统一以来筑长城、设重防，隔绝北方与中原，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立起来的格局，敢于说长城内外是一家。长城失去作用的同时，中国北部出现明确的疆界，所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漫长历史的集大成者。
 
    这里还要提到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观点。张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走过与西方以技术发展为主的人改造自然的“断裂性文明”不同的道路，即以人与自然沟通的“通神独占”获得-权力和财富，称之为“连续性文明”，并把中国以至东方文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称为“一般的法则”，而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倒“是个例外”。有趣的是，红山文化就是以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群及其所表现的“通神为礼”作为其进入文明社会特征的，可见，张光直先生的这一观点很值得重视。
 
    ３、辽河流域是古代文化的生长点与交汇带
 
    苏秉琦先生一贯重视考古文化区和区内考古文化自身发展序列的建立，以为这是第一位的，在１９８３年成都考古汇报会上，他称之为文化的“生长点”。区间比较虽是第二位的，但条件一旦成熟，他又不失时机地提倡文化间的比较，并强调文化交汇在社会发展特别是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辽河流域作为古代文化的生长点与交汇带，首先是与自然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辽河流域的西部是处于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东部则是东北松辽大平原的组成部分，有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川和漫长的海岸线。至少在距今万年到４、５千年前，辽河流域是暖湿性阔叶林和针叶林混交的森林草原带。这种自然地理环境，既适于文化的成长，又是南北之间与东西之间交流的天然通道。
 
    就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来说，辽河流域已分区建立起了文化发展序列。辽西地区有查海－兴隆洼等先红山文化，大约与红山文化早期相当或稍早的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同时的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等。文化遗存相对较少、文化堆积较薄的下辽河流域和辽东半岛也分别建立起新乐文化、扁堡文化、高台山文化、新乐上层文化（以上下辽河流域）；小朱山下、中、上层文化，双坨子下、中、上层文化（以上辽东半岛）以及以曲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等。
 
    同时，辽河流域又属于东北文化区，是东北文化区与北方草原、中原区交汇的前沿地带。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间的交汇，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出现就是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北南交汇的产物。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辽河流域诸文化都有普遍接受中原礼制的情况，而且越来越浓厚，这就为燕秦帝国对辽河流域的有效管辖打下基础。十六国时期的慕容鲜卑族被历史学家称为是五胡中汉化最深的一个民族，考古发现特别是朝阳龙城宫城和宫城南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契丹族则在大幅度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以从制度和习俗上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特色而立于当时世界之林。满族在开国史上对待汉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积极态度和效果已如前述，从而使辽河流域自始至终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创造出具有强烈地域特色又包容四方的古代文化。
 
    ４、辽河流域对东北地区和东北亚古代文化的发展有广泛影响
 
    世界的中国考古学，是晚年的苏秉琦先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四裔地区在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和关系中，被摆到重点位置考虑，辽河流域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１９８３年辽宁朝阳会上，苏秉琦先生就提出辽西是“连贯燕山南北这一大地区跟辽东、东北、东北亚广大地区的重要环节。”１９８８年他在临淄第二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上，更明确地讲到“环渤海考古”课题的提出“是打开东北亚（包括我国大东北）的钥匙。”１９９２年，苏秉琦先生在石家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会上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后，１９９４年他在同日本富山电视台内藤真作社长关于“环渤海－环日本海的考古学”的谈话中，讲到环渤海考古包括了“两个海－渤海就是中国海，东邻就是日本海；三个半岛－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四方－中国、朝鲜、俄罗斯、日本，题目是一个题目，大家一起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受苏秉琦先生这一系列观点的启发，这些年我们加强了辽河流域古文化与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古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与有关的国际合作，对辽河流域在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有新认识。
 
    远在旧石器时代，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骨针的出土，就意味着古人类已学会缝制皮衣，为走向更寒冷地区、走向新大陆作好了准备。查海遗址玉玦和玉匕的组合，也见于日本海的东西两岸，黑龙江流域也常有具红山文化特征的玉璧类出土，说明新石器时代从辽河流域到东北亚就存在一条“玉器之路”。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以曲刃青铜短剑为代表的辽河流域古文化和燕文化都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辽河流域还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枢纽。商周之际的“北方式青铜器”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内涵，都有来自于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西的成分。公元三到六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更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辽河流域先后出现的公孙氏、慕容鲜卑族和高句丽民族建立的政权，作为辽河流域与东北亚地区交流的使者，促成了骑马文化的东传，也是中西亚的先进文化因素如玻璃器、金饰品等向东传播的必经之路，从而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文明起源进程和国家的建立。此后辽王朝与西方的交往，除了文献记载外，考古也屡见中西亚文化因素，如契丹族喜用的琥珀饰件，其原料就是由遥远的波罗的海经中亚到达辽王朝的，说明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延续到十世纪以后仍然畅通。

    三、学术目标：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的根源
 
    以上对辽河文明的研究有一个不断深化过程，就学术目标而言，又集中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国文明形成两个方面。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在形成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过程中，把燕山南北地区的研究重点放在这一地区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上。这也符合他一贯强调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最终目的，是“阐明把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为认识中华，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作出贡献。”
 
    １９８１年在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纪念中国-党六十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中，他就指出燕山南北地区特殊重要性在于：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小城堡的两种布局（一种是大范围内的星罗棋布，一种是边缘地带的连成一串），则使我们对以后建迁的长城的功能的认识得到启发。考古发现还说明，整个长城地带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居住着分属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人们。他们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互相冲突。认识这一情况，对加强国内的民族团结是不无帮助的。”
 
    １９８３年朝阳会上，他谈到燕山南北地区的重要性时提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１９８７年绥中姜女石秦宫遗址群发现后，他认为这是中华统一国家的象征。以为“这项由秦始皇创建，到汉武帝完成的纪念性大建筑群，似确具‘国门’的性质，是秦汉统一大帝国的象征。”
 
    不过，当牛河梁遗址发现后，他在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同时，已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与中国文化起源联系起来加以论述：“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嵌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１９８７年，先生又进一步将从关中经汾水，在晋北与河套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到辽西，再折回到晋南，形成的形似“Ｙ”的文化带，称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
 
    在这方面，他又特别重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对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和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南北文化交汇。以为“当仰韶与红山一旦进一步结合起来，中华文化史面貌为之一新。”他于１９８７年为《中国建设》所撰写的文章，论述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结合部分是第一主题，文章的名题《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也很能说明这一点。就影响而言，如果说将辽河流域古文化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点尚属区域性，那么放到中华文化起源中考察就具全国意义了。由此看来，苏秉琦先生称牛河梁遗址发现的女神头像为“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就不仅是对女神庙的定位，也是在提醒学界要更多地重视整个辽河文明在中国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中地位和作用。

（2006年5月19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