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初探》—文说，根据现有资料，在中更新世的遗存里至少发现５种水牛，即德氏水牛、Ｂ．ｇｕｚｈｅｎｓｉｓ、Ｂ．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ｅｓ、丁氏水牛和短角水牛。前三者形态接近，体量也比后二者要大。至晚更新世，德氏水牛继续生存，而这时期的杨氏水牛和王氏水牛可能是从某些早期大型水牛演化而来。全新世的圣水牛更像是从短角水牛演化而来。全新世时期的中国境内可能共存着两种水牛，包括圣水牛和在康家出土的一种水牛，但后者的确切种属尚不清楚，还需要更多ＤＮＡ检测和形态学的观察才能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入。
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水牛均为野生动物。与野水牛的狩猎和宴饮相关联的种种活动，是古代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仪式和-、经济、生态意义。对该传统的理解为研究古代中国复杂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外来家养水牛取代中国本土水牛的过程还不清楚。但是，这也许不是一种“取代”，因为本土水牛从来也没有被驯养过。它们的消失是逐渐的，很可能肇因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过度猎取。
我们的研究澄清了有关中国水牛的某些模糊认识，但是还有许有多问题等待解决。比如，家养水牛是何时何地最先在中国出现的？西南丝绸之路怎样为中国和南亚之间的地区互动提供了便利，使家养水牛有可能通过这个通路传入中国？如果家养水牛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即在南亚得以驯化，为什么传入中国的时间晚了一千多年？……
韩建业在《考古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发表《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一文说，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实际情况，结合自然区划，可将晋西南豫西西部分成两个区，即临汾盆地小区和运城一垣曲盆地与黄河两岸小区，二者以峨嵋岭为界，在本文中分别称为北区和南区。
晋西南豫西西部总体上分为三大阶段七期。第一阶段分为三期，即北、南小区第１期，北、南小区第２期，北、南小区第３期；第二阶段，分为二期，即北、南小区第４期，北、南小区第５期；第三阶段，分为二期，即北、南小区第６期，北区第７、８期和南区第７期。
文化谱系 第一阶段，南、北区文化遗存的面貌大同小异，各期文化特征总体上近似。该阶段庙底沟二期类型与周围文化类型的关系，可从两个方向观察。一是与西、北方向文化的关系，一是与东、南方向文化的关系。总体而言，虽然这时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已不像早先的庙底沟类型那样具有核心地位，无法对周围地区产生强大影响，但由于它基本处于分布的中心位置，因此仍有更多机会与仰韶文化各类型发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文化吸纳、融化乃至于反馈的地位。第二阶段，南、北两区文化遗存的面貌存在显著差异。第三阶段，南、北两区文化又逐渐开始整合。
王青 朱继平在《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发表《山东北部商周盔形器的用途与产地再论》一文说，依据检测分析结果证明，大荒北央（以及阳信李屋）遗址出土盔形器内壁的凝结物应与早期制盐有关，而就遗址的地理位置而言，这无疑是海产食盐，换言之，这里出土的盔形器应是专门用于生产海盐的工具。
从对鲁北内陆出土盔形器的分析表明其用途当与沿海地带不同，主要不是用来生产海盐的。而且从出土数量可以断定，其使用并不普遍，远不如同时期的鬲、簋、豆、罐、盆、盂等日用陶器重要。曾有人认为盔形器是汲水器和舂米陶臼，看来用途比较复杂。
盔形器的产地，从大荒北央遗址第３层下的生土层含大量粗砂粒和贝壳及碎屑看，无论层位和质地都与砖窑取土的土层相同。和从鲁北地区的海陆变迁过程看，这应是全新世高海面时期海岸线处于该遗址以南时发育的海相堆积，地学钻孔和剖面资料表明，这种砂质粉砂土埋深１～５米，由南向北厚０～２０米，富含贝壳及其碎屑。由此可知，大荒北央遗址第３层出土的盔形器大多应为采用海成土烧制而成，即当地所产。但该遗址第２层出土的盔形器则与此不同，其陶土以细砂和不含贝壳碎屑为显著特征。所以推测其很可能是从鲁北内陆输入的。
（2006年4月28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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