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错综复杂的东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也谈浙江新发现的几处较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 |
 |
|
|
平。这里要补充的是，上山、小黄山位于浦阳江、曹娥江的中上游，上山遗址的海拔接近５０米，更不可能受海侵的影响。张文的器物分析法是分别拟出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及代表性遗址进行比较，彭头山遗址和河姆渡遗址四层都被分别定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前段，但两遗址的年代相差近２０００年（彭头山遗址的年代距今９０００～８０００年，河姆渡遗址一期的年代距今７０００～６５００年）。小黄山遗址作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前段遗址，其年代却建立在与石门皂市下层（距今７５００～７０００年）文化的比较之上，而石门皂市被定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遗址。两地文化发展进程判断的巨大落差令人费解。另外，张文也认同发掘者的意见，将小黄山遗址三期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识，而遗址的中期明显属于跨湖桥文化的内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８０００～７０００年，从文化内涵的变化幅度看，小黄山遗址的年代跨度会大大超过１０００年，那就不是“略早”的问题。因此不能认为张文成功地解决了小黄山遗存的年代问题。
与张文“实证”努力相反，陈文贡献的是一种可能性判断。从国外的考古资料看，亚洲东北部的日本、俄罗斯已有多处超过１００００年、并出土陶器的遗址，陶器分布显示从南向北年龄递减的趋势，表明冰后期人群分布随气候变迁与温带森林北移的同步迁徙和适应。长江下游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自然是最正常不过。陈文还认为，对陶器类型和技术的判定，不同地区生态环境不同，其独立发明和使用的背景也大不相同，因此通过跨地域的类型比较判断遗址年代方法的适用性不能被确定。这些认识都具有启发性，但缺陷也随之出现，那就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上山、小黄山和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应当说，陈文也想对此有所作为，并采用了国际流行的经济形态标准对早期新石器时代特征进行分析，但经济形态是一个软标准，陈文没有办法区分上山、小黄山、跨湖桥、河姆渡遗址的差别，只能作笼统的研判。确立经济形态标准的先决条件是田野考古攫取资料方式上的改进，但这第一需要假以时日，第二还受到遗址保存条件的限制，比如对动物的经营，没有动物遗存，就不能进行比较。这应该是陶器研究至今仍然是中国考古学基本功课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要解决上山、小黄山、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首先还得坚持从区域内的文化因素分析出发，立足于遗址地层与器物类型的直接观察。只有更好地理顺本区域的文化关系，才能增加跨地域比较研究的可靠性。
到目前为止，长江下游地区体现在１４Ｃ测年上的唯一一个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上山遗址。上山遗址的测年数据有四个，这四个数据的早晚与地层次序吻合，分别为９６１０±１６０年、８７４０±１１０年、８６２０±１６０年、８０５０±１１０年，树轮校正值约在距今１１４００～８６００间。上山遗址石制生产工具为打制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同时还出土大量的石球、石磨盘、磨石，另有少量的穿孔“重石”。上山遗址的陶器主要为夹炭陶，器型体现出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大部分为大小、特征基本一致的大敞口红衣厚胎平底盆，但其他类器物，形态显得丰富，有罐、盘、钵、杯、碗等，可能还有釜。圈足、圜底、侈口、多角沿、镂空、堆贴、刻划以及扳金、耳等特征均已出现，并发现少量的绳纹。圈足器的数量较多。
小黄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特征接近上山遗址，如红衣陶、大口平底盆、圈足器等。略有区别的是夹砂陶为主，大口盆的尺寸稍小、胎较薄、腹壁稍内敛。小黄山遗址石器中磨光石器较多，石球、石磨盘、磨石、穿孔“重石”数量也多。小黄山遗址初步分三期，中期明显出现跨湖桥文化的陶器群，晚期出现较多的双鼻与口部齐平的平底罐，但敞口平底盆等陶器从早到晚都存在，石器的变化也不大。发掘者因此认为三期一体。但怎么解释中期的跨湖桥文化因素呢？假定将中期看作跨湖桥文化的前身，这些因素为什么在晚期又消失、反而跑到钱塘江口的跨湖桥去了呢？且又怎样解释其间长达数百年的年代缺环？但在设问之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事实，第一点是小黄山遗址中期的陶器特征与跨湖桥陶器没有早晚之别，在两者之间架设遥不可及的继承关系是主观和不符合逻辑的；第二，小黄山遗址三期在地层关系上只存在早、中期和早、晚期的叠压关系，中、晚期之间的关系在逻辑上可以颠倒过来，在事实上也应该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原来的中期拟调整到晚期。因此，小黄山遗存呈现的是上山文化类型与跨湖桥文化类型的叠压关系。
对小黄山遗存关系的判读在上山遗址中得到了证实，新发现的上山遗址北区最晚地层中也发现了跨湖桥文化因素的陶器，如折肩绳纹釜、甑、蘑菇柄器盖、陶片打琢的纺轮等。两种文化遗存的叠压关系出现在仅有的两个遗址中，不应该是一种偶然。或许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上山文化类型和跨湖桥文化类型在年代上可能是衔接的。这也验证了小黄山遗址晚期８０００年测年数据的准确性。
跨湖桥文化是否是上山文化类型的继承与发展呢？回答是，有联系、但发生了质的变化。联系突出体现在圈足器的使用上，变化是跨湖桥文化已经完全进入釜炊文化阶段，而上山文化类型至今未能指认主要的炊器形态。跨湖桥文化的匀薄陶胎、彩陶装饰以及更为复杂的陶器群更是上山文化不能企及的。
再简单谈谈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因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曾经受到普遍的质疑，许多研究者不认为跨湖桥文化比河姆渡文化早。这里提出两点反驳意见。一是直径百公里范围内有没有可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为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明显要远于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共性太多，不能机械割裂），而在地理位置上，前者反而要近得多。二是我们在跨湖桥遗址和上山遗址所在的浦阳江流域已经发现了不止一处的带有河姆渡文化早期因素的遗址，如诸暨楼家桥遗址，萧山乌龟山遗址等，这说明在河姆渡文化的繁荣期，它的文化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上山、跨湖桥文化分布区，并取代了跨湖桥文化，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早晚关系。
那么怎样解释上山与跨湖桥、跨湖桥与河姆渡之间年代上衔接、文化上变异的现象呢？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回答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的关系，大概也能够回答上山与跨湖桥、跨湖桥和河姆渡的关系了。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变异现象既普通又费解，由于我们大抵是从陶器的变化中分判这种文化变异的，因此要特别注意制陶工艺革新对考古学文化“换代”的影响，而在其他领域，文化的继承关系会更明显些，比如，河姆渡文化与跨湖桥文化的陶器风格大异其趣，但骨、木器却没有大变化。基于此，我们不妨暂时放弃对文化变迁问题的过分关注，直接对浙江近六千年的史前文化史作这样的划分：
上山文化：距今１００００？～８０００年。
跨湖桥文化：距今８０００～７０００年。
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距今７０００～５８００年。
崧泽文化：距今５７００～５３００年。
良渚文化：距今５２００～４３００年？
笔者曾提出过马家浜文化是河姆渡文化与北方文化冲突、溶融的产物，现在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分布区又在杭嘉湖、宁绍平原的西南部，看来浙江史前文化的中心有可能是从更南边向北移动的。
这里顺便也对长江中下游的文化联系发表点看法。罗家角遗址的白陶基本可以断定是从长江中游传入的，跨湖桥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之间的联系也受到关注，但这种关系不可能是单向的，长江下游的一些文化因素是否也传播到了长江中游呢？彭头山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不能直接衔接，皂市下层的圈足器，彭头山就没有，跨湖桥文化的圈足倒是在本地区找到了流行的根据，那么是否有可能是跨湖桥文化影响了皂市下层文化呢？
最后还想谈一下反映在跨湖桥、下孙遗址中的海侵问题。在文化变迁的所有动因中，环境肯定是重要的一种。王青先生的文章的中心题旨也在这里。因此有必要把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与海侵有关的事实作些说明。
一是跨湖桥遗址的海拔高度为－０．９～－１．２米，低于下孙遗址（王文误认为跨湖桥地势稍高）。实际上每一个遗址都不会处于同一个平面，海拔测定仅就发掘区而定，对此过分追究的意义并不大，但关于下孙遗址废弃的年代正是从这一点考量的，因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下限到了距今７０００年。两遗址相距很近，下孙怎么可能提前淹没呢？
二是跨湖桥、下孙遗址的被淹除了海侵这个大背景，江水下泻、潮水顶托也是重要原因，从水文资料看，钱塘江口的潮水可以将这一区域的水面抬升数米。这一判断除了有地质史料的支持，河姆渡遗址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跨湖桥遗址在７０００年前被淹没，距离不过１００公里、海拔位置相差无几的河姆渡遗址居然在７０００年之际繁荣发展，这个悖论的原因之一应该是河姆渡遗址所在的罗江不从杭州湾入海，因此受潮水的影响较小。如此说来，７０００年前的实际海岸线的抵达位置可能还要更低些。
三是跨湖桥、下孙遗址被淹没后，遗址周围地区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或间歇性）被海潮控制，堆积在遗址之上的厚达四米以上的海相层最终成就了这一带的泻湖地貌。（2006年4月28日7版）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