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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话，是否定著名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先生《东北通史》及《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九丛考》中对崔忻名字的推断。金先生认为：“刻石之崔忻，即《旧书》之崔訢。盖訢、忻二字，以形似而误书，当以忻为正。”其实金先生指出刻石上的“崔忻”与《旧唐书》中的“崔訢”为同一个人是很有见地的，而且他推断“当以忻为正”，也是正确的。以碑校史、证史，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不过我认为金先生在这里的失误，在于不该指“忻、訢二字以形似而误书”。因为在汉语中，訢与忻实为同一词，王力先生《同源字典》“忻”字条中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应该指出的是，“崔忻”一名并非富冈定恭“首用”，早在明嘉靖十六年，毕恭等人在《辽东志》卷一地理志中，就十分明确地说：“鸿胪卿崔忻，凿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凡三十一字”。尽管这里多写了一个“凿”字，但他肯定鸿胪卿的名字叫崔忻，却要比富冈定恭的碑记早四百多年。那么“忻”和“崔”连在一起作为人名错在哪里呢，王先生认为：
“‘忻’是动词，当开凿讲，不是人的名字。‘忻’不应上断为‘崔忻’，而要下断为‘忻井两口’，与‘永为记验’相对。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忻，开也。司马法曰：善者忻民之善，闭民之恶。’忻与闭直接相对，用的就是‘开’义。‘忻井两口’，就是‘凿井两口’，这正是刻文所必论的事实。从语法上看，‘忻’字上断，下余‘井两口’三字，是名词加数量词，缺乏动词作谓语，语法不通。井是古今一致的名词，是词义比较固定的基本词汇，不适合变通作动词。这就是明《辽东志》在‘忻’下妄加一个凿字的原因。”
以上引文是王仁富先生文章的核心内容，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讨论王仁富先生把“忻”字断到下边作动词用，是否可以被看作“新发现”。《说文解字》：“忻，闿也，从心斤声。”段玉裁注曰：“闿，开也。”王仁富先生为了引申出“忻”字有开凿的义项，引用《说文解字》时，直书“忻，开也”。还将《说文解字》“从心斤声”的形声字“忻”，改为“从心从斤”的会义字。其文曰：“忻，从心从斤，会意就是用‘斤’（斧子）去打开心扉，故有开义。”（见金杰、王仁富《唐册封“渤海”使臣“崔忻”名字四百年跨国大讨论》，《白城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二期）这里他误解了《说文解字》所引司马法“善者忻民之善，闭民之恶”一语中“忻”字的意思。这里的“忻”十分清楚，当“开启”讲，是指用教化使人向善。其次，王仁富先生将“忻”字下断，使崔鸿胪在刻石上有姓无名，似与理不合。古人在书写碑文时，都是有名有姓，以示郑重，如《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署“臣褚遂良书”。何况如按石刻分类，此石当分在提名类。至于表示谦虚或行文习惯，古人在文中多是称名而不言姓。如《论语》中记孔子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王仁富先生说“从语法上看……‘忻’字上断，下余‘井两口’三字，是名词加数量词，缺动词作谓语，语法不通。”大家都知道，名词加数词是古代汉语中的一个并不陌生的语法现象。如《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一蔽之，曰：思无邪。”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之所为也。”这里的“诗三百”，正是名词加数词的结构，前边也没有动词作谓语。在这种结构中，名词所指的事物，多表示现已经存在，后边的数量词是补充说明其数量的。刻石上的文字清楚明白，崔忻是看到了井，而不是打井。倘若崔忻真的命人凿了井，我想在刻石中，他是绝对不会吝惜多写一个“凿”字的。 二
崔忻在黄金山上只刻石而没有打井，这在“鸿胪井”刻石中已写得十分清楚。那么“井两口”究为何指？
（一）我认为崔忻不可能在这里打井。打井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而且所需工具和材料，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更何况打两口井。我们从这个摩崖刻石的形式就可以看到，刻得十分仓促。据前引渡边谅的文章介绍：鸿胪井“碑石正面横宽３００厘米，厚２００厘米，从地表算，高１８０厘米。”而崔忻的题记只“刻在纵３５，横１４厘米的面积之内，”还是刻在巨石的左上角。说明当时只有一小部分岩石-在地面，其余石体埋在土中。如果他有打两口井的时间，我想他一定会选择上好的石料，并精心设计一番，使刻石更加壮观一些。
（二）人们之所以对崔忻凿“井”耿耿于怀，非要寻出踪迹不可，我想除了没有理解崔忻刻石中的文字外，最主要是受了编撰于嘉靖十六年的《辽东志》的误导。该书卷一地理志中是这样记载的：“鸿胪井二，在金州旅顺口黄山之麓，井上刻石有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凿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凡三十一字。”我们看到，他在“井两口”前边加了一个“凿”字。
在鸿胪井刻石这短短的二十九个字中，《辽东志》却无端地增加了两个字，说明其编者根本没有到过黄金山研读碑文。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之前也曾有过。如《大明一统志》记载鸿胪井刻石时，就更加荒唐：“在金州卫旅顺口上有题云，唐开元时靺鞨使鸿胪卿崔忻所凿。”这里编者把大唐特使漏写成“靺鞨使”，把历史弄颠倒了。说明他们不仅未到过实地考察，甚至道听途说都没把话记完整，这些对后人误解“鸿胪井”都产生了不小影响。
从渡边谅先生提供的原刻石照片及文字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凡亲临黄金山目睹过刻石的人，都能如实在原石上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嘉靖十二年，布政司右参议查应兆来到旅顺，看到了崔忻所刻巨石已经从山上脱落到山下，于是发思古之幽情，在石上也刻下题辞，而且刻在了石中央。查应兆的题辞是：“……余南巡至旅顺，观风访古，临黄井，登奇石，因得览唐崔鸿胪故迹……”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临黄井”，有人认为“黄井”即指崔忻凿的井，这是一种误解。明代时黄金山有“黄井山”之称。考古学名家许明纲先生在《鸿胪井及其刻石正误谈》一文中说：“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的黄金山，亦称‘黄山’、‘黄井岛’”。并引《辽东志》卷一地理·金州卫山川条中“黄井岛城”，及金州卫山川地理图中“黄井山墩”的记载，论证了明代黄金山有“黄井”之称。（见《博物馆研究》１９９３年３月）此说甚是。但什么时候二名开始互用，尚需进一步考证。二是“登奇石，因得览唐崔鸿胪故迹。”这说明该石坠下后，是仰卧在地上，崔忻所刻文字显然朝上边。按渡边谅先生所介绍，该石厚两米，人站在地面是看不到刻石文字的，只有爬到石上边，才可以看到文字，因此查应兆用了个“登”字。这也是《辽东志》误解了“登奇石”的含义，才写了“井上刻石”的原因。
自查氏之后，又有几位明、清两代官员在石上刻了题辞，但只有清光绪年间山东三州兵备道刘含芳的《唐碑亭记》中提到了“井”的事。文中说：“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说明他也没有见到崔忻打的“井”，否则相信他会指出具体位置。因此，对“井两口”只能做出两种假说：一种是崔忻在刻石时，确实见到了前人在此凿的井。另一种便是崔忻把眼前的景状拟作井。崔忻刻石的黄金山横卧在海中，把旅顺海口分割出两个海湾，形状很像两口天然大井。古人认为凡形状像井的都可称作井。《史记·淮阴侯列传》：“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述征记》介绍“井陉”时说：“其山首自河内有八陉，井陉第五，四面高，中央低，似井，故名之。”（见《元和郡县志》卷十七）那么把两个并排的海湾比作两口井，应当是十分贴切的。
三
崔忻为什么要提到“井”，它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与“永为记验”又有什么联系？这对正确理解鸿胪井刻石十分重要。由于历代学者尚未论及这个问题，今不揣浅陋，试为之解。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物喻义是常用的修辞方法。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如山盟海誓，就是以高山和大海为象征物或称喻体，来表达一种永不改变的美好愿望。我认为“井两口”就是这样一种象征物。《周易·井卦》的卦辞曰：“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清代学者王夫之《周易内传》解释说：“井，篆作，其外四画相交成九区，田之畛域也。其中一点，穴地以达泉也。三代封建沿革不一，人民登耗不常，故互相推移而改邑。若以分田制税，沟遂路塍埒，视以为经界之准，永无所改。”再如清代李士钐《周易注》说：“先王之制，因井为邑，改邑以就井者有之，不能改井以就邑也。盖政有损益，可随时而改，而建中于民之精意，百世不改也。”他在这里以“井两口”为象征物，所取的应当就是“百世不改”之意。接着他用“永为记验”四个字，来表达期望刚刚册封的渤海郡，永远归属大唐王朝统辖得到历史的验证、永不改变这一美好的愿望。正是因为如此，崔忻使用了“记验”一词，而不是一般的“纪念”。这里崔忻以他特殊的身份，执行的又是“册封”大任，譬之“三代”，当是恰如其分。
（2006年4月14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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