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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目标的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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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一个学科的社会功能问题。
如果要从“重建中国古史”的学术目标出发，继续探索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深层次社会功能，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为中华民族的合理性存在寻找依据，增强民族自信心；第二，探索文化演变的奥秘，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寻找希望。这两个方面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意义，代表了中国考古学对于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终极价值，是中国考古学能够为民族文化作出最大贡献之所在。
第一个方面曾经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与“重建中国古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近百年前的清末民初的时候，繁衍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一个完全占据压倒优势的文明——西方工业文明的逼迫和挑战，不仅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民族自信心也降到了一个低点。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在摧毁封建传统史学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民族文化的根基。疑古是学理上的，但也有着认识上的根源，反映出社会环境对人思想的影响，这其中就有着在西方优势文明面前迷失自我的影子。当西方学者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思维支配下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就有相当一部分人附和或不知所措（有意思的是有相当一些是疑古派）。知识界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和心态，即当时弥漫在国民之中的失落和困惑。但那些撑起我们民族脊梁的精英之士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探索和奋斗，知识界中也从来不乏表现，“重建中国古史”即可以说从一个方面体现出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自信心的找寻和维护。考古学的建立和活动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傅斯年和李济的思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实践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重建中国古史中居功至伟，特别是殷墟的发掘。但到今天为止，这方面的工作仍然远未完成，文明探源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延续（《调研报告》高屋建瓴地总结了这一传统）。百年来风云激荡，中华民族历经了太多的苦难和波折，如何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凝聚力，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时至今日，考古学研究在这方面的功能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考古学社会功能的第二个方面，与第一个方面有所联系，但内涵更为深刻和广泛，已经远远超出了“重建中国古史”的范畴，并且更加需要人们具有跨文化或者说国际视野。在人类文化群体的宏观背景以及百万年时间深度的文化演变过程之下，来考察中华民族文化的前途和命运，探索中华文化的复兴和长盛之路，是考古学研究应当具有的历史使命。长久以来，很多有关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苦闷和思考。例如，１、中华文明到底处于文化历史发展的哪个阶段上？我们是否能够摆脱“轮回”的宿命？２、文化间取代是不可避免的吗？文化进化方式总体上是单一的还是具有发展形态的多样性？３、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后来出现的文明就一定优于前面的文明吗？４、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关系？５、各类文化之间到底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关系才有利于自身的平衡发展？６、一个文化，内部应该保持怎样一个机制，才能保持长久的良性发展？７、衰落的文化能够复兴吗？落后的文化能赶上先进的文化吗？或者说在赶超的过程中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摆脱自身过去的腐朽因素？．．．．．．诸如此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果没有考古学的参与，恐怕就不会得到圆满的回答，考古学研究应当而且能够为这类涉及到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化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某些答案——在这里，考古学研究的学术目标与其功能之间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在学术规划和具体研究中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问题。而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实现第一个方面的功能毫无疑义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学科的目标和任务是分阶段、分层次的，这里所做的只是一些最宏观和普遍层面的探讨。中国考古学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但在总体方向上，我们时刻不应该忘记一个民族的知识阶层应该担当的历史使命，就像考古界那些伟大的先辈们所做的那样。（2006年3月31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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