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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永兴县的南朝及历代重要摩崖石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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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尊受北方、特别是西北佛教造像影响的阴纹线刻佛像，历１４００余年得以保存，弥足珍贵（有学者认为：该佛像系清代补刻。亦一说）。
“郴王炼丹”石刻——古人探索与实践“长生”的见证
“风生水面玻璃皱，草覆沙头翡翠浮。
石上细镌苔蚀字，洞中古灶冷涵秋。”
诗中：“沙头”，指便江沿岸的红沙岩；“洞中古灶”，无疑指古人修炼“金丹”的“丹灶”。莫非神奇的“侍郎”曾经是古人探索与实践“长生”之所？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４日，文物工作者在宽、高数十厘米见方、并不起眼的唐代石刻上，发现以下文字：
於陵巳纪题于北岩不（丕），逾主备正月
金丹亦同至此岩，衡山大德诚盈续来，共登□。
首先，石刻提到三位唐代人物：１、“於陵”，即杨于陵，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元和十一年四月贬为郴州刺史；２、“逾主”，即唐代宗第五子李逾，他始封于郴，为“郴王”（后改“丹王”）；３、“诚盈”，为南岳高僧。
其次，是刻石时间：“巳纪”，即四月（应是杨于陵被贬的当年，即元和十一年）。
再次，所铭刻之事：“（逾主）备正月金丹亦同至此岩”，“备”，即预备、制备之意，李逾为制备“正月金丹”来此。“金丹”，又称“仙丹”、“神丹，”即“长生不死”仙药；而所谓“正月金丹”，应是指在春正月服食的“金丹”（唐代帝王“正月”食“金丹”之事屡见于史籍）。
末句：“衡山大德诚盈续来”，“大德”即高僧、名僧。古人炼丹，大都请名僧、高道助阵。以“郴王”身份，邀名山高僧是很自然的。
通过诠释，归纳石刻内容如下：大约在元和十一年（年份出自笔者考释）四月，时任郴州刺史的杨于陵，来到北岩（后称“侍郎”）留题。郴王（后称丹王）李逾为“备正月金丹”事，偕杨刺史同来。参与者还有南岳衡山高僧诚盈。显然，这里记录了近１２００年前唐代王室探索与实践“长生”的真实故事！该故事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祈求“不死”的李逾，死于元和十五年（８１６年）二月，距他在“侍郎”“备正月金丹”的时间（元和十一年），仅隔四年。然而，唐代帝王死于“金丹”者何止李逾！
“历代纪游题名”可宝
题名，源于古人“山川登眺，俯仰兴怀，选石留题，以纪鸿爪”或“出守左迁，林壑徜徉，自题岁月”，在碑刻中有着重要地位。题名，也是“侍郎”石刻的主要部分。据初步统计，“侍郎”内可辨认的题名类石刻约二十余方，其中，唐代八方，元、明两代各一方，清代三方、不详纪元者三方、现代一方。涉及历代人物近四十名，其中唐代则有“郴王”李逾、宰相李吉甫以及杨于陵、杨景复、韩愈、路恕、韩泰（与柳宗元同时被贬的“八司马”之一）、诚盈等名臣、高官、名宦、迁客、高僧；清代则有户部右侍郎程恩泽、永兴知县王晋庆等。对于题名的释读，极为有趣：
其一、所题“姓名、年月皆考证之攸资。”
如“侍郎”有以下一款题名云：
清河路恕体仁，朝议大夫、前守郴州刺史李吉甫贞元十九年岁次癸未拾月戊寅朔二十四曰辛丑蒙恩除替，归赴京阙。长男绅、次男缄从行。乡贡进士罗造书。
这是一方“携家赴阙”、途中纪游的题名石刻。刻于唐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年）。路恕，字体仁，官至右散骑常侍，（《旧唐书》有传）；李吉甫，官至唐宪宗朝宰相，《元和郡县志》作者。有趣的是：这次 “携家赴阙”的主人是谁？也就是说，谁是“长男绅”、“次男缄”的父亲？刻文未明言。经查阅，有关路恕之子嗣，史籍缺载；据《旧唐书》，李吉甫有子二人：“德修”、“德裕”。于是可知，路恕为此次活动的“携家”者，其长子路绅、次子路缄随侍。可见，题名能作钩稽、考证、补阙之资。
其二、父子、祖孙相继同崖题名。
叶昌炽在《语石》中列举了一种“祖父所题，子孙过此，摩挲手泽，再题其后”的题名。“侍郎”中正有这一方，其文曰：
前监察御史杨景复
陕州参军杨必复
长沙县尉杨（李？）复
右率府□□杨师复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
十三日□□□□
曹约书、安政兴镌
显而易见，此刻是“於陵巳纪题于北岩……”（见上文）题名之后，杨氏子过此的“再题”之作。后刻与前刻，面积大小一致、近在咫尺、时间仅相隔一年余。“再题”中虽未明言与“前者”的关系，但从两方石刻所题姓名看，不言自明，乃父子相继之刻。与此同时，也引发石刻与文献的参照问题。据《旧唐书·杨于陵传》，杨于陵有子四人：即“杨景复、杨嗣复、杨绍复、杨师复”；今摩崖石刻中为“杨景复、杨必复、杨□复、杨师复。”两者略有异同。宋人欧阳修《集古录》引证《大代修华岳庙碑》后认为：“碑石当时所刻，不应妄，但史失其事耳。”照此理论，碑石不会错，需要改订的只能是《旧唐书·杨于陵传》了。
叶昌炽《语石》称：摩崖石刻之所以“较碑碣为寿”，是因为它们处在“山巅水涯、人迹不到，且壁立千仞”的环境。也许，正因此而永兴“侍郎”石刻群得以幸存，为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2006年3月24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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