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浙东沿海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形成背景
 
    张先生从上述认识出发，认为全新世前期杭州湾一带不适宜人类生产和生活，不存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这一点也不能成立。通过地学界对东海海底大面积的柱状剖面的系统孢粉分析，全新世前期（包括前北方期和北方期）的气候和植被状况已经比较清楚。其中距今１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前以木本花粉居首位，以落叶阔叶的柞栎和槲栎等为优势成分，松仍有相当数量，柏科也有一定数量，个别见到冷杉。草本花粉有较多的禾本科、蒿属，水龙骨科孢子也较多。反映陆缘山地为阔叶、针叶混交林，沿海平原分布着盐生草本植物，相当于目前暖温带南缘的植被，气温应比现在低２℃～３℃，气候冷凉略干。到距今１００００～８０００年前，落叶以栎类为优势分子，并出现少量常绿阔叶的青冈栎、栲属花粉，而柏、冷杉基本未出现或仅有少量，松仍有一定数量。草本花粉数量增多，以禾本科为主，还有蒿、滨藜、盐地碱蓬等。反映陆缘山地的植被进一步演化为含少量常绿阔叶树的落叶、阔叶混交林，类似现今淮河以北的植被，气温较现在低１℃～２℃，比前期略温暖。对现今杭州湾沿岸杭州、西湖、宁波、镇海等地的孢粉分析，也反映出气候由温凉略干向温和转变，与同期的东海基本相同。而对黄东海埋藏黄土的研究则表明，全新世前期随着气候转暖，亚洲东部的古季风活动也明显减弱，南黄海陆架及长江三角洲一带原先的大面积沙漠区缩小，变成黄土分布区（即硬黏土沉积区），形成有利于沼泽发育的环境。
 
    这些资料表明，全新世前期不仅杭州湾一带，而且-成陆的大片海底平原，都拥有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换句话说，不仅杭州湾一带的跨湖桥、下孙、上山和小黄山等遗址是在这一环境背景下生成的，而且在当时的海底平原上也应该有人类生存和活动。从大的地理范围看，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这些早期遗址都位于沿海地带，形成面海分布的格局，这可视为全新世前期海进人退的反映，甚至可能推断，这些遗址实际上只是当时陆化平原上众多沿海聚落的残余。曾经有学者指出，河姆渡文化的有些遗址可能已被海水淹没。现在看，尽管跨湖桥和下孙的文化面貌与河姆渡文化尚有缺环，还不能肯定之间有必然的源流关系，但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域已经明显比跨湖桥和下孙高敞，也显示出海进人退的趋势，所以，说部分河姆渡文化遗址已经被海水淹没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与整个长江流域进行比较，还能发现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纬度更偏南的长江中游南侧距今１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的自然环境与距今１００００年前后的长江下游很相似，现在长江中游南侧的江西、湖南和广西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址，具有原始的陶器和稻作农业技术，那么，在长江下游以及同时期的陆化平原上发现更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就不是不可能的。总之，目前已经发现的这些早期遗址的形成具有可信的环境背景，其年代也应是可信的；而还应有更多类似遗址乃至更早的遗址，需要人们开拓视野去发现。

    三、余论
 
    由浙东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所引发的这些思考，实际上涉及到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新石器文化的起源问题。以往人们在考虑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时，往往沿用从山地到平原的思路，认为人类是从旧石器时代的山洞走向平原的，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反映。这在内陆地区总体上是不错的，但对沿海地区却并不尽然，需要面临一个转换思路的迫切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全新世之初的陆化平原上也有人类生存，以及同时期所发生的剧烈环境转变在沿海地区引起的沧桑巨变，即海陆变迁和海进人退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巨大影响和挑战，人类应对挑战所采取的手段理应与内陆有所不同——新石器文化在沿海地区的起源很可能是从沿海平原到高地的模式，即随着海水不断内侵而不断退向现代陆地的模式，而不是相反。
 
    东部沿海的新石器文化起源与海陆变迁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应扩大研究视野和研究地域，充分运用地学资料和邻近地区的相关资料作周密系统的分析。就长江下游而言，联系长江中游的考古资料来探索跨湖桥一类遗存的性质和源头固然重要，但本文的分析已经显现，把目光投向现在的黄东海（包括海中岛屿）同样也是很有必要的。就整个东部沿海而言，以华北平原北缘的永定河为界，明显存在圜底釜和筒形罐两大新石器早期文化系统南北对峙的局面，其中圜底釜文化系统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和浙江等地沿海，跨越上千公里的文化联系如果仅用文化传播来解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全新世前期的海陆变迁和海进人退必须纳入视野。就整个东亚沿海而言，圜底釜和筒形罐两大文化系统又呈现出以永定河—渤海海峡—清川江为界南北对峙的格局，其中圜底釜文化系统涵盖了我国东部沿海、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西部沿海，跨越现代黄海和东海东西对峙。这一格局显然也是文化传播解释不了的，也必须把全新世前期的海陆变迁和海进人退纳入视野。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转换思路、开拓视野，才能逐渐靠近那个真实的历史图景。

（2006年3月24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