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在接受西方“新”考古学营养的同时，又进行着有意无意的对抗。这可以看作是这门学科存在的动态现状。
 
    近２０年中，考古学“新”思想影响中国的实际成果基本停留在西著介译带来的观念冲击上，中国考古界的集体效应是“拿来主义”，一些易于操作的技术性手段如年代测定、花粉分析、动植物研究已经十分流行，甚至生态（环境）考古、聚落考古也成为广为使用的概念。但坦率地讲，这些工作与当年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发掘相比，并没有质的变化。传统考古学的激进批判者因此也没有认同中国考古学的进步。一个需要受到关注的现象是，在翻译局限与中西学术传统隔膜的双重作用下，“新”考古学理论或方法的渗透以一种混沌、含糊的方式作用于介绍者和被介绍者之间，“新”与“旧”的交锋在极其暧昧的状态下进行。对此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十分不易，但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暧昧能够大行其道、竟然在我们中间徘徊数十年之久？仅仅将考古学的历史学或人类学属性之争视作观念落后与进步分野，肯定失之简单。如何超越方法论、目的论的一厢情愿而对考古学现象进行直接的思考是我们应该面对而且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帕蒂·ＪＯ·沃森的一篇旧作（译）中（《新考古学之后》，《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我们特别有幸地读到了有关宾福德自我怀疑的资料。宾福德是新（过程）考古学颇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但帕蒂·ＪＯ·沃森在检讨１９８５年考古学的解释时不无遗憾地发现，后期宾福德的思想中出现了怀疑论的端倪。宾福德主要是对推理之于考古学解释的危险性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