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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是考古学的前提与目的——从宾福德的怀疑论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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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对推理而非直接观察的过分依赖已使我们学科的范式（用于描述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用于解释的概念系统）含混不清，也使观察与解释含混不分，它们共同置身于人工复原起来的关系中，因而导致了某些结论的荒谬性。”宾福德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我们对过去所进行的推理性复原的精确性，直接依赖于那些作为我们推理基础的前提观点的精确性，而我们既不能用考古记录也不能用那些复原起来的过去来验证那些作为前提的观点。
在中国，因文化隔膜和对理论的缺乏兴趣，对“新考古学”除了虔心的介绍与不自觉的拒斥外，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正面的批评。相比西方学术总是被一大套具有哲学背景的理论包装之下，宾福德的这段自我怀疑的说辞倒是通俗易懂，揭开了这座“科学大厦”的结构性破绽，这或许印证了立难破易的古训。宾福德到底“破”了没有呢？我们依然没有底。但当读完帕蒂·ＪＯ·沃森先生的这篇大作，终于可以这样认为，宾福德的怀疑论至少与他的新考古学一样有道理。
帕蒂·ＪＯ·沃森是个客观可敬的学者，但作了一篇并不成功的文章，她试图批判怀疑主义，结果倒可能助长了怀疑主义。帕蒂·ＪＯ·沃森对考古学前途“不感到过分的失望或盲目乐观”的依据有二，“第一，我知道绝大多数的田野考古学家一直在满怀信心地追寻真正的过去，虽然……未必完全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第二个原因是，我了解考古学的坚固后盾——‘真正的过去’不仅仅对……专业的考古学家，而且对那些业余考古学家和普通大众，同样是极具魅力的……”。一望便知，她说的是考古学存在理由，而宾福德怀疑的是考古学的科学前景。理由不需要通过科学论证，但考古学的前途能够取决于“坚固”的群众基础吗？
帕蒂·ＪＯ·沃森对怀疑主义辩驳的“失误”无意中提出了考古学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迷失学科的本质？宾福德欲弃不能的“直接观察”是什么意思？帕蒂·ＪＯ·沃森将乐观信念寄托于“未必完全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的“田野考古学家”，大约是指“田野考古学家”总能挖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吧？俞伟超曾有个有趣的比较，他将西方新考古学与五十年代末期中国考古专业学生对统计陶片的厌倦情绪看作是同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物，这股潮流鼓动的是“透物见人”，但在新考古学的不懈追求下，令人生厌的器物分类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换成了望而生畏的概念堆砌。这或许正是宾福德的忧思所在？
考古学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学科覆盖面。当我们将现实的知识结构和无处不在的生活内容作为复原、重建和解释的参照时，考古学的触角似乎是无限的。但当我们将发掘视作“科学方法”的一次次实验、当我们费尽心血的知识积累轻易地被流行思潮左右的“科学理论”所抛弃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了传说中那个把自己的手脚绑上羽毛试图飞翔而又不断跌落的鸟人？我们试图挣脱实物的形式羁绊、超越“古物学”的“低层次”的学科水平，但总是发现我们其实都没能走得太远；我们设计目标，然后去解释与验证，过程设计得如同接力赛跑，结果发现，这些目标是分散而非连续的，所谓终点成了一个移动的幌子。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究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在理论掌控上的无为和无奈？
考古学需要确定一种常态，一种客观不移的稳定特征，并准确地把它表述出来。否则我们将注定是帕蒂·ＪＯ·沃森说的“未必完全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的“田野考古学家”。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答案甚至很简单，既然连宾福德离开“坛坛罐罐”没多远也感到了无助与迷茫，那么我们就应该回归“坛坛罐罐”。我们认为，实（古）物就是考古学的前提与目的。当我们将实（古）物作为一种资料见证历史、复原历史或解释文化、推演人类行为时，其真实的意义恰好相反，我们是用历史的、文化的、人类行为的角度阐释实（古）物的丰富内涵与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说甲骨文的发现印证了《史记》中的殷王世系，体现了极高的研究价值，这对历史学而言，应该是对的，但在考古学的意义上，殷王世系恰恰成为证明甲骨文价值的资料。这里的甲骨文，指的是刚从泥土中翻出的、或者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刻着象形文字、在久远的年代里微透着幽邃光芒的动物甲骨。从考古学的角度，古埃及的历史永远不是曲尽其妙的文字（包括考古学家的文字），而是金字塔、木乃伊和镌刻、描绘神秘图案的石碑陶器。
实（古）物是历史的特殊载体，一种历史的象征性符号，考古学家的唯一责任就是用科学的、历史学的、人类学的方法阐释它，并转换成与时代的价值观、知识水平、文化需要相适应的文字描述。当我们以历史的形式或者从文化结构、社会组织的角度将实（古）物所指示的古代世界构筑成为一个逻辑完整的知识体系时，这知识体系依然是对实（古）物的描述和阐释。除非这一知识体系融入大历史的概念，而这或许就是学科特征的消失之时。说明这一点并不轻松，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明白的判断。
我们认为，这一判断可以将与考古学有关的现象联系、综合起来。
比如，为什么传统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乃至金石学理论的无序存在和混乱应用并没有影响考古学的生机？这些混乱不过反映了我们对学科现象的把握失度，一种迷失方向时的进退失据，一种表象。而实际的过程是，考古学从实物出发，而又回归实物，中间的过程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它可以像磁铁一样吸收一切有利的方法和手段，也可以对那些自以为是的理念弃而不理。它甚至不排斥一切妄自尊大的理论构架，只要其中包含合理的细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发现”总是考古学的推进器。“理论”的痴迷者总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被“普通大众”趋之若鹜的“新发现”，或以发现方法是否科学作为接纳和拒斥的理由，但如果明白考古发现并不是一种资料而恰恰是考古学的对象，就会认识到这“直接观察”意义上的“新发现”或许正是我们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
我们因此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三期说”更容易看作是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标志，因为它成就了以实物为内核的新的历史观。但当我们把“地层学”、“类型学”视作考古学的方法时，至少部分地犯了错误，因为我们先验地将考古发现看作是一种资料，而实际上地层学、类型学恰恰是从“年代（共存关系）”和“文化”的角度对考古学的对象——实物的一种证明或阐释。
这也让我们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纯洁性的坚守。曾几何时，“农业考古”、“民族考古学”被视为危险的概念，担心农学、民族学的介入会损害考古学的独立性，实际上，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农学、民族学不过是考古学的一种认知角度。当我们用农业起源这样一个题目与具体的考古发现联系起来的时候，与其说考古发现证明了什么，不如说是在用一种“模式”阐释发现的对象。同样，当我们用民族学的血缘社会概念解释一些考古的遗存对象时，至多会发生错误，但如果反过来用考古发现去证明母系社会，那就陷入了宾福德指出的结论与前提夹杂不清的泥淖。
考古学以实物为前提和目的，因此考古学语言在本质上必然是描述与归纳的。我们说，“考古学文化”是继“三期说”后最切合考古学本质的重要概念，因为两者都是一种纯粹的归纳与描述。新考古学试图用解释替代描述，但它所谓的解释，从根本上说是对“解释模式”的实物说明，是另一种层次的描述。当我们用“动力”的观念解释与国家文明诞生相关的考古现象时，与其说我们真正找到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如说我们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意义上找到了一种考古学现象的叙述方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新考古学在实现“目标”上遭遇到了挫折，但也丰富了考古学的描述语言，这应该是新考古学的最大成就。
上述论断的全部依据或许在于，考古学发现的古代世界永远是一个象征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核心依据就是实物遗存，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考古学的本质使命在于不断强化这象征世界的现代意义，一切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新成果，都是构架在现代与古代世界之间的桥梁。这桥梁是人类寻找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之路的必然延伸。多数考古学论著的结尾或许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人类的好奇性，我们希望从考古学中得到什么？这是一个容易被科学主义的思路误导的问题。我们说，现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在坚持的文物保护政策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还是回到帕蒂·ＪＯ·沃森的大作。她最后提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她认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纠缠于怀疑，“最好的关于发现与记录的理论可能是那些确保我们不再损失更多材料的理论”，考古遗存濒临消失，不加紧保护和抢救，我们对“真正的过去”将越来越远。但是，在怀疑论未得到有效清算之前，也就是说在我们工作的科学性未能确定之前，我们采取什么方法“有效地”进行资料的抢救工作？资料信息量的丰富难道不是取决于理论和方法的科学设计吗？帕蒂·ＪＯ·沃森在辩护“原则”上一退再退的背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考古学家其实就是一个彻底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与普通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区别在于，考古学家试图理解已经成为碎片的过去世界的完整意义，并把这个世界熔铸到实（古）物中去。（2006年3月10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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