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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亚最早陶器谈跨湖桥和小黄山遗址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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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了１４Ｃ年代为１２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ＢＰ的陶器。在贝加尔湖南岸的Ｕｓｔ＇－Ｋｙａｋｈｔａ遗址出土了１４Ｃ年代为１１５００年的陶器。这些遗址中的陶器都和细石器共生，为一种渔猎采集经济。
东亚东北部的陶器分布显示从南向北年龄递减的趋势，表明冰后期人群分布随气候变迁与温带森林北移的同步迁徙和适应。这些陶器与生存方式的密切关系可以从当时人类的食谱反映出来。随着冰后期全球变暖，大型有蹄类锐减，在全球范围出现了以强化利用各种小型动物、植物和水生资源为特点的“广谱经济”，贝丘遗址大量出现。比如日本绳纹初期的那须岛遗址中发现了３４种贝类、１７种海洋鱼类、１１种陆生动物和７种禽类。此外坚果也被大量利用，胡桃、橡子、栗子和七叶树果在绳纹时期遗址中发现很多，加工这些坚果和植物块根的碾磨盘和碾磨棒也十分普遍。为了应付食物的季节性变化，窖藏也被广泛采用，比如在本州中南部的前池遗址发现了很深的大型窖穴放满了橡子，并用黏土封存。利用这些广谱资源的流行方法就是将各种食物放在一起炊煮，因此陶器作为一种炊具是对这种广谱资源最合适的利用和加工方式。根据人骨同位素测定，日本本州北部和北海道，食谱中水生资源占绝对优势，植物利用的比重向南逐渐增大。
跨湖桥和河姆渡遗址也表现为这种广谱经济的特点，跨湖桥和河姆渡分别发现１７种和６１种动物，也都出土了大量的橡子、菱角、酸枣、芡实、薏仁以及桃、杏等水果。两地点都发现了水稻，但是野生性状明显，数量比例也相对很小。
由于强化利用的广谱资源大多是植物和水生资源，来源稳定，可以使人们开始定居下来。起初人们选择天然洞穴为栖身之地，如我国的玉蟾岩和日本的福井洞穴。然而，至少在９５００ＢＰ，东京地区和其他遗址已经出现了半地下的房屋，跨湖桥的居址大约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前后。到了约６０００ＢＰ的绳纹早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居址已经遍布日本列岛。本州北部出现了复杂的村落，许多圆形小屋围绕着几个较大的长屋分布。这些聚落普遍采取一种“后勤移动”的渔猎采集策略，即居址固定，组织各种团队外出采集不同食物，然后带回村落分享。
由此可见，陶器、定居和聚落形态的变迁是人类对生态环境适应的反映，特别像贝壳这类食物的加工，水煮是最为便捷的方法，而许多坚果也只有碾磨成粉糊状，经过清水浸泡和过滤掉苦涩后才能食用。在这种生态环境里，陶器和碾磨石器无疑是最有用的器物。
从跨湖桥和小黄山遗址出土的文化遗存来看，和日本绳纹时期的适应极为相似。其中水稻虽然开始被利用，但是因其产量低，采集加工麻烦，提供的卡路里十分有限，在其他野生食物资源丰富的情况下，不像是一种果腹的首选食品，也不大会刻意加以驯化。在众多食物中，为什么水稻最后会成为主食？这可能与人类长期选择和利用各种野生资源过程中，由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偏差放大”有关，在其他食物减少过程中因别无选择，只能加大对水稻的依赖，最后才成为人们的主食。因此，水稻早期利用和后来成为农业主要作物的动力机制可能并不相同。
至于陶器类型和技术的判定，不同地区生态环境不同，其独立发明和使用的背景也大不相同。华北地区早期陶器特点和年代学不宜作为南方地区陶器特点和发生年代的比较和判断依据。即使在长江流域，浙江跨湖桥和小黄山遗址，其环境和湖南玉蟾岩和彭头山遗址也不尽相同，不宜刻意对比来评估孰先孰后。从文化生态学原理分析，文化是人类适应其环境的特殊手段，因此像陶器、磨光石器以及其他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应该考虑这些文化适应的特殊生态环境，避免采用直线演变或传播迁移的思路来考虑其年代。
就人类智力水平而言，人类大脑在五万年前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文化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实质上是知识的积累和集体的创造，当生态环境和经济生产能够供应大量的人口，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就会发挥出来，做到个人和少数家庭所无法办到的事情。富裕采集经济也能像农业经济一样维持大型的复杂社会，只是没有后者来得稳定和持久。这在史前的北美西北沿海、美国加州和华南地区都有这样的例子。跨湖桥出土陶器的技术和水平与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相比，显然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两地生态环境和当时社会复杂化的规模，那么它们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就容易理解了。即使今天将中国经济发达和落后地区之间进行比较，也能发现上百年的差距。何况，史前社会发展也会因环境和经济条件而异，文化和技术的发展也绝非同步和彼此相仿。
至于张之恒先生认为全新世早期海侵，以为浙江这一地区应在海底。其实，第四纪冰期高峰期的海平面要比现在低１００米左右，当时的大陆架大面积出露水面，大约要到全新世中叶，海平面才稳定在现代水平，因此世界上有许多全新世初的遗址位于现在的海底，跨湖桥遗址后来也因海侵而被废弃。（2006年3月3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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