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家马的起源——来自线粒体ＤＮＡ的证据 |
 |
|
|
２００１年Ｖｉｌａ等人从阿拉斯加永冻土中保存的年代大约在１２，０００和２８，０００年以前的野马残骸中提取出了古ＤＮＡ。与现代马相比较，阿拉斯加的样品相对是同源的：在八个样品中有６个聚集在一起。假定典型的野生马种群的基因遗传程度是均一的，Ｖｉｌａ等人认为：在现代的马之中观察到的母系遗传的高度多样性暗示，野生马的驯化是来自多个种群。
Ｌｉｓｔｅｒ和Ｖｉｌａ的研究成果发布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两个观点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虽然Ｖｉｌａ对远古阿拉斯加马的线粒体ＤＮＡ 分析很重要，但是这些古马是否是单一的马种群，它们距离可能的驯化中心有数千公里之遥，年代又比家花的时间早１万年，在相关的时间和地点是一些典型的野生马的遗传基因结构，考虑到最后的冰期终止于１１，４００年以前，可能已经隔离了野马种群而且减少他们的线粒体ＤＮＡ 多样性。另一个问题是针对Ｌｉｓｔｅｒ等人的观点，地理上广泛分布的马，应该可能看到一个依照品种或地理分布的线粒体ＤＮＡ的聚类，然而维拉和Ｌｉｓｔｅｒ等人都没有观察到如此的聚类。
为了提供一个比较肯定的答案，２００２年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ｎｓｅｎ对现今生活在全球不同地区的２５种母马共计３１８匹马的线粒体ＤＮＡ测序并且结合已经公开的线粒体ＤＮＡ序列，总数为６５２个序列，包括文献记载的马品种和产马地区的原生马，这是目前所能获得的最大的马线粒体ＤＮＡ序列数据库，用于系统发育地分析，构造了一个系统发育的网络，一些聚簇符合品种和地理分布区，考虑到线粒体ＤＮＡ突变速率和考古学上驯化的时间范围至少需要成功地饲养７７匹不同品种的野生母马，才能形成现代马种所拥有的基因多样性。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一些特殊的马种群参与马的家化，野马的驯养可能开始于不同地点。
虽然上述科学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家马的起源问题，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他们的研究无一例外地以现代家马的线粒体ＤＮＡ为主，通过对现代家马线粒体ＤＮＡ的研究来推断家马的起源，受到时间的束缚，所得到的数据不足以反映到远古的景象。古ＤＮＡ技术的出现，使得分子进化的研究得以摆脱时间的束缚，分子进化的研究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古ＤＮＡ就是保存在古生物遗骸中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保存有生物遗传变异和生长发育的全部信息。所谓古ＤＮＡ技术就是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设法提取出蕴藏在古生物遗骸之中的ＤＮＡ片段，接下来进一步扩增、测序，最后对结果进行系统发育分析以及分子进化方面的研究，以解决考古学的诸多问题。
古ＤＮＡ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１９８４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Ｈｉｇｕｃｈｉ首次成功地从博物馆保存的已绝灭１４０年的类似于斑马的四足动物斑驴的风干的肌肉上提取出ＤＮＡ，克隆并测序了两个线粒体ＤＮＡ。通过其与马、驴和斑马的相关线粒体ＤＮＡ序列的比较，得出结论：斑驴与斑马的亲缘关系最近，而与马或驴的亲缘关系较远。当这篇文章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后引起极大的轰动。随后，Ｐａａｂｏ在１９８５年从埃及木乃伊中也成功地克隆出了人类古ＤＮＡ。这些结果清晰地表明ＤＮＡ分子的片段可以在有机体死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保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对古代ＤＮＡ的研究，灭绝物种与其近亲的亲缘关系可以在分子水平上重新构建，从此掀起了古ＤＮＡ研究的热潮。
在中国，马是何时何地被驯化的仍旧是个谜。中国的家马和马车是商代晚期突然大量出现的，在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老牛坡、山东滕州前掌大等商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用于殉葬和祭祀的马坑和车马坑，在墓室中也出现了马骨。然而晚商之前有关马的考古材料非常少，虽然有零星的马骨记录，但数量极少，材料又很破碎，很难断定是家马还是野马，早期驯化阶段的缺失和商代晚期家马的“突然”出现，使中国驯马历史显得扑朔迷离，为了揭开中国家马的起源，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ＤＮＡ实验室现已开始对殷商以来中原地区河南安阳殷墟、河南郑韩故城以及宁夏、内蒙古地区等考古地点出土的马骨进行古ＤＮＡ分析，以期揭开中国家马的驯化起源之谜。
古ＤＮＡ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能够对考古学研究提供客观性的佐证，其目的就是要跨越“时代的鸿沟”，将现代和古代之间的缺环连接起来。毫无疑问该项课题的实施对进一步了解马的迁徙、传播乃至驯化起源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2006年2月24日7版）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