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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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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中在《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上发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近年来新发现的《容成氏》等战国竹书，增加和扩充了先秦时期的史料，但也有其局限性，重建中国的上古史还得靠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的结合。而考古学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也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以及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是上古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但理论贵在创新。因而，结合中国考古新发现，从中国的材料出发，创建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才是最上乘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作者依据近年来对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新密古城寨的考古发现，将早期文明与初始国家出现的时间划定在龙山文化时代，与此相关，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并认为这种划分要比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更约定俗成更合理一些。
陈淳、郑建明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发表《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根据农业起源理论与考古学实例分析，指出长江下游的水稻栽培发生在野生资源非常丰富的自然环境里，其驯化机制并非饥馑和用于果腹，很可能是为了增加美食的酿酒。稻作农业在良渚阶段成为主要经济形态与复杂社会强化剩余产品生产密切相关，良渚酋邦解体后的马桥文化又退回到了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最终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野生资源持续减少、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呼吁，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要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粒来确定农业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模式，从人地关系的互动来了解农业起源的潜因和具体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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