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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域分析 涵义再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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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产生很大的困惑——这两个术语指称的是不是同一种方法？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通过请教有关专家以及查询相关资料，笔者对拟在王青一文的基础上，对这种方法作进一步的探析。
首先应该说明的一点是，当前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在当代西方考古学的实践中，ＳＣＡ与ＳＥＴＡ（即Ｓｉｔ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确应该算是同一种方法。或者说，在ＳＣＡ之外，并不存在另外所谓的ＳＥＴ方法。ｓｉｔ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即ｓｉｔｅ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遗址领地或遗址域），都是遗址域分析的工作对象。笔者就此问题询问美国考古学家加里·费曼（Ｇａｒｙ Ｆｅｉｎｍａｎ）教授，他也明确表示，Ｓｉｔｅ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对ｓｉｔ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的考察，只是每个研究者在运用时有所区别。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的ＳＣＡ专栏则以一种更为历史性的态度看待领地（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分析方法的发展。作者首先介绍了ＳＣＡ的基本内涵，“简单地讲，就是要搞清楚遗址内包含物的所有成分以及它们的来源”，然后接着说，“然而，对遗址生产区域分析方法更为普遍的理解是由Ｅｒｉｃ Ｈｉｇｇｓ和Ｃｌａｕｄｉｏ Ｖｉｔａ－Ｆｉｎｚｉ所创造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用以研究一个遗址周围能够被遗址居民开发的区域，因此更为准确的名称应该是遗址开发领域的分析（ＳＥＴ）。”《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的作者显然并不承认Ｅｒｉｃ Ｈｉｇｇｓ和Ｃｌａｕｄｉｏ Ｖｉｔａ－Ｆｉｎｚｉ是领地理论的创造者，而只不过是在从事领地分析时创造了一种新的技术而已。
ＳＣＡ的核心概念，即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焦天龙、陈淳译为领地），是从地理学中借鉴而来，萌芽于上个世纪，１９６７年方引入到考古学中，用以研究遗址的经济特征，Ｈｉｇｇｓ和Ｆｉｎｚｉ将其定义为一个遗址群体为维持日常生存需要所需利用和开拓的周边地区，并认为，除了日常觅食的地区，由此范围向外延伸的开发区域也要考虑（可参见焦天龙译《史前经济：一种领地研究法》，《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提出领地的概念，并以一定的理论框架来进行阐释，但采用怎样的田野技术和哪些步骤来达到这一目标，则成为问题的关键。通过分析遗址的包含物来追溯遗址发现物的来源地，当然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也体现了领地概念的基本思想，但是为了搞清楚遗址的资源遗存，必须进行大量的发掘工作，昂贵而费时，所以，在这个方面并没有发展起系统有效的方法。但是，Ｈｉｇｇｓ和Ｆｉｎｚｉ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发明了另外一种新的技术，即通过调查遗址周围一定范围内的资源分布区域，来复原遗址的领地，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通过计算遗址周围领域内例如耕地、水源或草场这样的资源比例，由此得出有关遗址性质和功能方面的结论。领域范围的确定通常借助民族学等方面的资料，以获得可资比较的依据，这个范围虽然不会与遗址的实际领地完全一致，但是却具有基本的重合性。
Ｈｉｇｇｓ和Ｆｉｎｚｉ的ＳＣＡ技术与其称为“分析”还不如称之为“模式”更为恰当提出之后，很快风靡西方考古学界，因为它“似乎提供了无须发掘遗址即可研究古代经济的一个捷径”（Ａ．Ｊ． Ａｍｍｅｒｍａｎ语）。它在方法设计上与调查方式密切相关，或者直接可以说是一种以调查为主的方法，恐怕这也是《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６章的翻译者赵志军先生将ｏｆｆ－ｓｉｔｅ翻译成“不涉及发掘”的学术背景，这体现了译者对该方法（原文称其为ＳＥＴ）较全面深刻的内在理解。（据费曼教授解释，ｏｆｆ－ｓｉｔｅ 以及ｎｏｎ－ｓｉｔｅ，系指对地表遗存非常稀少的地区所作的考古研究，这些概念一般用于小范围的密集式调查。）
当然，不同的考古学家在利用这一方法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作一些修改或改进。在表述上，有些考古学家仍然采用Ｓｉｔｅ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８３年，Ｂａｉｌｅｙ和Ｄａｖｉｓｏｎ则提出了更明确的表达方式ＳＥＴＡ（Ｓｉｔ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现在这种技术也逐步介绍入中国，但大家译名不同，如焦天龙译为“遗址区位分析”或“遗址区域分析”、荆志淳译为“遗址域分析”、赵志军译为“遗址生产区域分析”或“遗址资源获取分析”。相比较而言，译为“遗址域分析”或者“遗址领地分析”较好。
应该说，Ｅｒｉｃ Ｈｉｇｇｓ和Ｃｌａｕｄｉｏ Ｖｉｔａ－Ｆｉｎｚｉ即便不是领地概念的首创者，也是考古学领地分析一种新技术的创造者。西方考古学界大多数考古学家也公认Ｈｉｇｇｓ和Ｆｉｎｚｉ为ＳＣＡ的创始人，这方面可参见Ｂ．Ｍ． Ｆａｇａｎ等人的著作，以及Ｈｉｇｇｓ和Ｆｉｎｚｉ本人对这一方法的论述。
但是，Ｈｉｇｇｓ和Ｆｉｎｚｉ的方法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Ｆｌａｎｎｅｒｙ等人讨论了传统形式的遗址域分析的局限性，并且提出了另外一些比如要求对遗址经济有更详细证据的方式，这只有通过发掘才能做到。遗址域分析应用于区域研究时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所有遗址区域半径的规模常常被当作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个模式假定遗址区域的规模与该遗址人群的规模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看来一个遗址的有效区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人口的规模甚至可能还有它的技术，这应该是更为现实的情况。
Ｈｉｇｇｓ和Ｆｉｎｚｉ方法的不足促使人们回到领地概念的本身，去寻找另外的途径探讨遗址的经济特征或者资源获取状况。这时，将分析遗址实际包含物来源地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或者思路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将ＳＣＡ和ＳＥＴ作为两种不同的方法并列的原因。专栏中即提到了Ｆｌａｎｎｅｒｙ所谓的综合方法。Ｆｌａｎｎｅｒｙ看到了传统形式的Ｈｉｇｇｓ和Ｆｉｎｚｉ方法的局限性，从而在便利的发掘条件下主要采取了从遗址本身包含物出发的领地分析方法，并与Ｈｉｇｇｓ和Ｆｉｎｚｉ方法相结合。这要求必须同时运用发掘和调查手段才能达到设计的目的。Ｆｌａｎｎｅｒｙ以从遗址中所发现的资源为起点，然后对这些资源的可能来源地进行调查，最后根据调查结果对遗址周围的可利用资源进行区域划分，并绘制出遗址的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和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的范围（前者一般大于后者）。这种作法虽然仍然有漏掉某些当时利用但遗址中未能保存下来的资源的危险，但明显优于单纯的Ｈｉｇｇｓ和Ｆｉｎｚｉ方法。
从以上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即便在西方考古学界，对领地分析内涵和方法的认识也并不一致（欧洲和北美考古学家之间尤其存在区别），同时，ＳＣＡ方法本身还存在不少缺点和局限性，学者们同样存在分歧和争议。正是在争议中，领地分析或者说遗址域分析方法不断得到了完善和发展。（2006年2月17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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