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漫谈中国古代的狗 |
 |
|
|
狗碟邑四门，以御蛊灾。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详”。《四民月令》载：当时的宗族十一月便要“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正月则“收白犬骨及肝血”。
那么，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狗的饲养、殉葬在中国源于何时、何地﹖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狗的功用起初是什么，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下就结合考古资料谈谈笔者的一管之见。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家犬的遗骨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约公元前７５００至前５０００年，并且主要发现于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发现狗骨的遗址主要有：河南舞阳贾湖、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等。这表明家狗的饲养在中原地区已得到发展，但用狗殉葬的现象似乎才刚刚开始。完整的狗骨架随葬仅见于贾湖墓地，用狗骨随葬的墓也只有贾湖的Ｍ３４１，且只发现有一小块狗骨。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５０００～前３０００年，大多数仰韶文化的遗址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家犬的遗骸出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北方到西方，都发现有狗的遗骨。这些遗址包括：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大河村遗址、大汶口文化等遗址；西北的马家窑、马厂和齐家文化的遗址；东北的新开流、富河文化的遗址；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遗址。在这一时期，狗的饲养普遍，不仅表现在发现狗遗骨的遗址分布的地域更加广阔，也表现在狗遗骸数量的增加。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无论在遗址的居住或墓葬区，狗骨的数量都相当少，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狗骨在以上的遗址则有较多的发现。墓葬区发现的完整狗骨的数量的变化便能证实这一点。新石器时代中期，在贾湖发掘的６００座墓中，仅有６具完整的狗骨葬在墓地或其边缘。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文化面貌和年代与贾湖最接近的淅川下王岗遗址，属仰韶文化一期的１２３座墓中，就有６只狗殉葬，其中Ｍ２８５有２条狗随葬。在山东邳县大墩子遗址的３４２座墓中有１４条狗随葬，其中Ｍ４００随葬３只。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不同阶段，狗的数量，也有增多的趋势。仍以资料详细的贾湖为例。在贾湖发现的１１具完整的狗骨架中，属裴李岗文化第一期的是１具，属该文化第二期的是２具，而属第三期的则是８具。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属该时期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下层出土的狗形０４２６７：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山东大墩子遗址的Ｍ２１３、Ｍ３１３各随葬一狗模型，这大概是最早用狗随葬的现象。大量的墓葬发现完整的狗骨乃至狗模型，表明狗牲的现象相当普遍。同时，这似乎也暗示了狗与人的关系的更加亲近。
既然如此，那么狗的功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也有所变化呢﹖从狗随葬的位置变化中，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线索。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用整狗随葬的现象主要见于贾湖。在贾湖报告中，举发现的完整的狗有１１只，这些狗都葬在房址中、房基旁，或葬在墓地中及边缘地带。这种现象，在民族志也可见类似的材料。如哈尼族认为狗是管理村寨的，所以常用狗作为保卫村寨的牺牲葬于村寨边缘或村寨中。以此反推之，贾湖遗址所殉葬的完整的狗的主要的功用也是护卫村寨，或护卫象征村庄的墓地。但在贾湖的大量的随葬渔猎工具的墓葬中，却没有发现完整的狗骨架。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狗的主要是看守门户的“卫士”，而与狩猎的联系则不很密切，很可能还没有用于狩猎。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刘林遗址属大汶口文化的１９７座墓中，就有八座墓随葬犬８只，“随葬的狗架都侧卧在人骨架的腿部之上头与人架相一致”。在其中的Ｍ２５中，随葬品有石枪头、匕首等，其墓主很可能是一个猎人。最有特点的是下王岗属仰韶文化一期的Ｍ２８５，该墓随葬的工具只有石镞２，一狗架在墓主左上侧，一狗架在墓主右脚旁和人头方向一致，似乎表现出一个猎人狩猎的景象。以上迹象，使我们很难排除狗在这一时期用于狩猎的可能，至少是与狩猎有关的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狗很可能已具有了在历史时期所具的全部功用，不仅是人们守门看家的“卫士”，也是人们狩猎的“助手”。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约公元前３０００～前２０００年，狗的饲养和殉狗的现象更为常见。在该时期的边远地区，福建的昙石山遗址和云南的大墩子遗址都有家犬的遗骨出土。在胶县三里河的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用狗祭祀的遗迹。甚至在渤海海峡上的大口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用整狗的祭祀坑。
综上所述，我国家狗的饲养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开始，殉狗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但发现的狗个体较大，功用也很简单，似乎还处在初始发展的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狗的饲养范围遍及我国大部分地区，狗牲的现象相当普遍，狗的功用也比较复杂，这些标志着狗的饲养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狗的饲养几乎遍布全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06年2月10日7版）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