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倗 国 及 其 相 关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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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声，二字音近通假。《尚书·牧誓》记“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此八国皆蛮夷戎狄。孔颖达认为此八国皆西南夷，这是不正确的，髳与茅通，清《大清一统志》有茅城，位于山西平陆县。彭也应该为“髳”不远之戎。李学勤先生在《祝融八姓》一文中论述“在祝融之墟以南的董姓、彭姓等都有向北发展的趋势。”董国为姒姓，为先族后裔辛有之后，后来发展到离晋国不远地方，并见有铜器董矩方甗。可推彭姓在晋国附近也存在，即倗。
Ｍ１出土毕姬器，《集成》２４６２有毕媿器，正好验证了毕有二姓之说。毕原属任姓，与犬戎同系。《唐书·宰相世系表》记文王之子封与毕，于是以国为氏毕有了姬姓。而后来的魏国实应为任姓之毕而非毕公高之毕。晋侯墓地出土杨姞壶，杨为姬姓国与晋同姓，表面上不符合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同姓不婚之制”，但是杨国同时还存在姞姓，姞同挚姓同为任姓，于是杨晋联姻便涣然冰释。李平心先生已考定彭为姒姓，姒姓任姓同为一系，异姓通婚符合周制。李学勤先生云倗确实有着狄人的姓，甚确。《大戴礼记·帝系》“陆终氏娶于鬼方氏，．．．．．．产八子，．．．．．．。其三曰籛，是为彭祖，．．．．．．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与鬼方联姻必有戎狄之姓。
《国语·郑语》：“祝融．．．．．．其后八姓，……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矣。”彭姓始封为大彭，曾为商伯，后又为商所灭。随即才有《牧誓》中随武王伐纣，合乎情理。为商伯，其文化上应带有殷商文化因素。大彭的别封豕韦，即先族，后成为“怀姓九宗”的一宗（另有专文），也为商所灭。
横北墓葬的埋葬习俗，田建文先生已经指出有四个较为特殊的地方：头向西、头朝向墓道、俯身葬及殉人，这种葬俗与同时期姬姓诸侯国墓葬的葬俗显然有别。当然这种葬俗与不远的曲村晋侯墓地及其中小型墓葬的流行埋葬习俗也有区别。这种习俗有相当大的非周传统，与曲村墓地的一些迹象很接近。刘绪、许天进先生认为位于ｋ４区西部的西向多有腰坑和殉狗的墓葬，可能与姬晋联姻的他族墓葬。滕铭予先生另指出“其实仅出于女性墓葬的器物不只是三足瓮，有９座墓随葬了陶瓿或硬陶瓿，墓主人亦均为女性。这种器物亦非周文化的传统器物，在商代晚期商文化墓葬中有较多的出现。”田建文先生称浮山桥北的商墓为唐文化，最后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晋文化。那么曲村一些墓葬存在殷文化因素也就无可厚非了。曲村晋国一些墓葬随葬品与横北Ｍ１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三足瓮现象。陈芳妹等已经对此做过研究，指出这种仅仅出土于女性墓葬的三足瓮很可能与嫁入的其他族群的女子有关。而Ｍ１倗伯为毕姬作器，可以引证姬姓毕与姒姓倗联姻。
比较曲村墓地的一些现象可以表明横北墓葬也有一定的殷文化因素。这可能与“怀姓九宗”有关。“怀姓九宗”是周初封晋时所授之民，因“怀”与媿音同形近，故《国语·郑语》有“隗国”，《易》有“鬼方”，《竹书纪年》有“西落鬼戎”。因而，将怀姓与鬼方联系在一起，从属戎狄也就无可厚非。王国维及后来学者对此论断都非常精辟，说明怀姓与鬼方可能或者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这并不说明怀姓九宗就是鬼方，或反过来鬼方就是怀姓九宗。笔者认为怀姓九宗是非常复杂的，鬼方应是怀姓九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时不是全部。怀姓九宗中还有一种部族，即殷遗民，章太炎较早已经指出怀姓为“殷遗民在晋者”（《章太炎选集·序种姓》，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２５０页），当限于没有考古材料，其又不相信出土之物，故只当成了一种推测。这里的殷遗民，或称前殷遗民，即曾经臣属商王朝，如彭、豕韦等，与《左传》定公四年所记“殷民”性质不同。在武王伐纣以前他们已经不是殷王朝所统治下的臣民，或参加了伐纣的战争。但文化传统不会随政权的更替瞬息变化的。入周以后分与叔虞，而后分居各地，作为晋国的地方政权。那么田建文等先生所说曲沃武公伐翼，倗就理所应起作用了。至于《国语·郑语》记周幽王时史伯所云：“当成周着，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及《左传》等不记倗，可能就是因为倗从属于晋。上海博物馆藏的口目鼎记“晋侯命口目追于倗，休，有擒”，正好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晋倗关系。
关于倗被灭的史实，史书难觅。但读李平心先生《略说〈周易〉与〈诗经〉的关系》一文对《周易》之《泰》九二爻辞“包荒用冯河，朋亡，得尚于中行”及《坤》卦的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的隐语分析之后有很大启发。李平心先生的分析很是精当，他认为朋是邳与风的谐辞，邳朋为之蒸对转之字。我们认为这里的朋可能就是谐讔倗，限于篇幅，另作讨论。（2006年1月27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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