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的六个发展阶段，从局部反映了社会基层组织方面的变化。
于海广先生介绍了两城遗址围城遗迹的发现与发掘情况，经钻探已知两城遗址有大、中、小三道环壕，可以确认两城龙山文化遗址的范围主要分布在大环壕之内；局部壕沟内侧有墙基遗迹，并可以判定两城龙山文化围城遗迹以环壕为主；可以确定三个出入口。
方辉先生就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日照地区系统考古调查的新收获作了汇报，长达１０个季度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迄今覆盖面积９４７．７平方公里，揭示了上自北辛文化、下至汉代时期聚落形态的历时变迁，也为分析特定文化阶段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调查资料显示，聚落出现明显的分层是在公元前２６００～２４００年的龙山文化早期，形成了两城镇和尧王城两处区域中心，这种情况延续到龙山中期。进入早期青铜时代，本地的聚落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应该反映了地区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这一演变过程，代表了与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与城市化进程不同的发展模式。
负责日照地区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已有十个年头的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加里·费曼ＧａｒｙＭ．Ｆｅｉｎｍａｎ教授作了“全球性的观察：系统的聚落模式调查对复杂社会研究的革新”的演讲，介绍了在过去的５０年里，针对复杂社会的考古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描述和分类，而对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分层社会经济网络的产生原因和发展模式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并通过两河流域和中美洲地区的聚落考古研究展示了区域系统调查在研究复杂社会中的作用。两城考古美方负责人文德安女士Ａｎｎｅ Ｕｎｄｅｒｈｉｌｌ则通过日照地区的区域系统调查来考察龙山时代的-组织模式，她认为存在的四级聚落等级结构表明当时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龙山时代遗址数量迅速增多说明当时社会复杂化速度很快，聚落形态则表明中心遗址对周边遗址进行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台湾的李永迪先生则介绍了１９３０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如吴金鼎多次调查泰沂山南北两侧地区，王湘、祁延霈在鲁东沿海的调查，并重点介绍了１９３６年刘曜、祁延霈先生发掘两城镇瓦屋村和大 堆的基本收获。靳桂云女士分析了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木炭样品，认为龙山文化时期两城镇聚落周围生长着以麻栎林为主的阔叶林，阔叶林中还有杜梨、辽东桤木等乔木，林下有丰富的灌木和草本植物；在河岸和池塘周围则生长着刚竹林。农田里种植水稻、谷子和小麦等农作物，农田周围有各类杂草。考虑到受人类活动和植物保存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两城镇遗址中保存下来的木头样品主要是人类燃烧和建筑等活动所遗留。
二、海岱地区的考古学研究
高广仁先生概括了海岱龙山文化社会的主要特征，认为古国“都”、“邑”、“聚”的-结构，“万邦林立”与古国的分辨，礼制初成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确立，氏族躯壳的保存，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礼器的生产与王室经济的出现，原始文字的出现等，是中国古代文明若干因素的萌芽，海岱龙山文化社会是初级的文明社会。
张学海先生对龙山时代进行了新的界定，建议将海岱龙山文化的开端提到距今５０００年，并进一步指出龙山时代是古国时代，古国是早期国家和中国国家发展的初级阶段。海岱文化区聚落时空关系经历了单独、成组、成群存在的变化以及聚落群的演化过程，体现了氏族、部落和国家的发展过程。
宋建先生探讨了海岱地区以城为中心的聚落形态，以日照地区为例，区域聚落中心是丹土和两城，两者在龙山文化早中期共存，时代或有早晚，其聚落形态由若干等级的聚落群和聚落体现，两城和丹土集区域中心和最大聚落群中心为一体，其余各聚落群内均以一个最大者为中心。两城等聚落中心目前只能看作是小区域内的中心，整个海岱地区单一的社会-中心尚未形成，与之相对比，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在其繁盛时期拥有单一的最高-中心——良渚瓶窑地区，其聚落形态表现出清晰的金字塔等级结构，最高中心之下还有像福泉山、草鞋山这样属于较高层次的次级中心，其下还有若干等级的聚落，两级中心聚落与其他聚落之间的-与经济关系以宗教为纽带维系。
日本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大认为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山东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如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阶层秩序与酒器为中心的随葬器类分级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正是礼制的初期形态，这种礼制秩序在后来为商代所采纳。燕生东先生从丹土、两城镇玉器的种类、特征和演变轨迹入手，确定丹土玉器分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初期两个阶段，两城镇玉器定为龙山中期，并对丹土、两镇镇玉器的制作、产地和流通问题，它们在海岱地区玉器史的地位问题加以探讨；以玉器为分析视角，探讨了丹土、两城镇这两个中心聚落的关系，对有关考古野外作业方法进行了反思。
三、有关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议题
焦天龙先生指出，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和定义龙山文化的社会组织形态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龙山文化社会组织水平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学者对“酋邦”或“国家”的不同理解，并通过对玻利尼西亚酋邦考古学研究的考察，指出酋邦社会的复杂性，并建议用动态的观点来综合研究龙山文化社会的形成和变化过程。陈淳、陈洪波先生回顾了欧美自启蒙运动以来文明与早期国家研究思潮的变迁，指出现在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来加强我们对于文明和国家起源动力的认识。
四、史前农业经济、植物遗存和环境变迁、史前人地关系研究议题
赵志军先生在鲁东南的两城镇遗址和皖北的尉迟寺遗址开展浮选工作，两者都发现了丰富的粟、黍和稻谷等炭化谷物遗存，再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特点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认为海岱地区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经济是以早稻混作为特点。
夏正楷先生以孟津寺河南剖面为例，系统介绍了基于小流域系统的史前人地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阐明利用该小流域内古环境信息丰富，人类活动频繁、环境演变和人类活动之间关系密切的区域优势，以史前小流域人类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剖析系统内自然环境各要素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环境演变，尤其是重大环境事件对史前人类文化演进的影响、史前人类对环境演变的适应以及史前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将有助于构建该地区史前人地关系的基本模式和演变机制，揭示不同区域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环境背景。
孔昭宸和刘长江先生通过对考古发现的植物果实、种子和木材为代表的植物遗存进行考察，探讨先民们的经济活动和局地范围的植被组成、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关系问题，同时对中国新石器考古遗址中的植物遗存发现的不均衡、物种鉴定的不确定以及原始农作物的起源和传播途径予以思考。另外孔昭宸先生还以新疆和内蒙古三个遗址剖面为例，探讨了中国北方干旱区考古遗址植物遗存及与环境变化的关系问题，指出考古遗址单纯的孢粉分析对环境的解释有其局限性，与邻近文化期时段可以对比的自然剖面高时间分辨率的综合资料对比，才能更好地补足遗址局地和区域范围的环境考古学证据。杨晓燕女士就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尺度及其在环境考古中的应用程度问题展开讨论，并指出中国现阶段环境考古学在思路和方法上尚待完善，如文化和气候变化之间“两张皮”式的分析研究，遗址背景环境分析时重气候背景轻地貌背景等等。她提出进行环境考古研究时，必须考虑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时空不同，气候变化对文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在全新世期间，地貌演变尤其是小地貌对古人类活动的影响比气候波动的影响要大得多；同时还要注意气候变化中的突发事件对人类活动影响等。
五、其他议题
裴安平先生以湘西北澧阳平原汤家岗墓地的个案分析为例，探讨了史前财富私有化起源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史前的私有，本质不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而是财富的私有；中国史前的手工业并未与农业发生真正的社会分工，对史前财富私有化的起源贡献甚微；史前财富私有化的起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缘，而是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财富私有化起源的关键与起点就在于土地公有、经营权分离；财富私有化的起源导致社会组织程度与管理强化，以及私有、财富、权力三位一体社会新特点的产生。
林留根先生指出黄淮地区当时在广大区域内遗址分布集中，大型遗址起着中心聚落的作用，农业、手工业发达，聚落内部的等级分化与早期国家诞生有密切关系，黄淮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是中国古代东方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南北、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宋建忠、薛新明先生介绍了芮城清凉寺墓地的发掘成果，就墓葬的分布、种类、年代、死者的身份、随葬品、体现的阶层差别等问题展开讨论。佟伟华女士对垣曲盆地内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二里岗文化期的聚落演变做全面的梳理，以分析社会形态、组织结构的变迁过程，即揭示从农业的发生、定居、聚落的开始到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整个演变进程，对这一小区域与山水毗邻的中原腹地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原地区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产生的背景、基础与过程等问题都有探讨。许宏先生系统介绍了近些年来对二里头遗址尤其是其中心区的田野工作，同时又“点面结合”，对其所在的洛阳盆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使得在数年内有限的田野工作中获取了较多的有关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与人地关系等方面的信息。
韩国的吴江原先生探讨了青铜器初期铁器时代辽东东部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他认为辽东东部地区在公元前１２～５世纪，还处于“部族社会”利“生业经济社会”，公元前４～３世纪受到辽东其他地域先进金属器制作技术和文化的影响，从“单纯酋邦社会”转变为“-经济社会”，到公元前ｌ世纪前后则发展成国家前阶段的‘复合酋邦社会’。
（2006年1月20日7版）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