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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的新探索——读 《齐鲁史前文化与三代礼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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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根据《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从早期中国各大文化区系炊煮器等基本器物组合出发，根据不同区系炊煮器的演变与组合关系，将陶鼎、陶为主要炊煮器的海岱史前文化称之为“鼎文化”；将江汉、洛颖、桑卫地区受“鼎文化”影响，较早地使用鼎、为炊煮器的史前文化称之为“鼎文化系”；将河源、洛颖、桑卫受“鼎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以斝、鬲为主要炊煮器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称之为“斝鬲文化系”，并与古史传说和上古中国族群研究成果相结合，重新梳理中国史前文化的区系及相互关系，得出了一个更有实际内涵和文化意义的文化系统划分方法，它们包括以下这些不同的史前民族文化：黄河中上游的河原民族；黄河中游、淮河上游的洛颖民族；黄河上游的桑卫民族；黄河下游的海岱民族；长江、淮河下游的江淮民族；长江中游的江汉民族；辽河上游的辽源民族。并认为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是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区形成时期中国早期的族群情况。
括而言之，作者的早期中国视野中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鼎文化系”和“斝鬲文化系”，其中，洛颖、桑卫是两者的交汇区。“斝鬲文化系”乃是经过数百年的碰撞、交流和融会，以中原地区为舞台，以洛颖、河原、桑卫民族为基干，融海岱、江汉、江淮等地迁居中原的居民和文化为一体而形成，与斝鬲文化系相对的一个全新的民族——河洛民族的形成，是中国文明的基础。然后作者由三代——即早期中国文明的轴心时期的礼器上溯“鼎文化”，上溯三足器在考古学文化和不同族群中的发展、演变、扩张及其影响，最后导出华夏集团的主导成分来自东夷集团这样一个十分新颖的结论。
这样从族群与考古角度对中国史前诸文化区的概括，不仅兼顾了历史传说与文献记载，而且充分地吸纳了考古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对历史实质的分析和把握，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应该说，这种分析在方法上确有独特和突破之处，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非常富有启发性。但是，尽管近年来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屡屡成为学科关注的重点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我认为就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重大的课题有两个问题包括本书作者也必须正面面对：一是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三代至唐宋，中原作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区域，地位三千年未有更移，史前时期也不可能变动不居；二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考古学无疑担负着主要的作用，当下中国考古学在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还有待更大的突破。
就前者来说，作者过于强调了海岱地区在早期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性，则是我觉得难以认同的。无可否认，以“鼎文化系”为代表的东方系统有许多先进的文化因素，包括制陶、琢玉、缂丝乃至文字符号；而且无可否认，这些因素也确实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史前文化关系的比较——尤其是文明社会形成中的比较研究必须有一个更为合理的着眼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观点从一定角度和层次上讲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过程考古学（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和发生学的角度，则仍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核心作用是无法回避的。尽管在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孕育与形成之后，当不同区域传统开始相互碰撞与作用时有大汶口、屈家岭等在特定阶段对中原地区的强势渗透，有海岱龙山、良渚、石家河文化等在玉器、陶器制作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但是作为文明社会的意识形态构建和社会组织框架，即文明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则仍然是中原地区的主要贡献，具体地说就是本书所归纳的河原、洛颖和桑卫地区及其族群的贡献。中原地区不仅从仰韶文化以来即形成大规模的聚落（群）和庞大人口以及与此对应的较为发达的社会组织形态，到文明化过程启动、开始整合各种要素、构建文明社会的龙山晚期，这一地区仍然是一马当先——这一点在以陶寺、古城寨、新砦、二里头等遗址为代表的中心聚落与城市建设中表现最为清晰——是它们首先对当时文化互动与交往范围之内的先进文化因素进行了海纳百川式的吸收、归纳、整合和改造，装进了国家文明的社会体系之中，早期中国的文化面貌和文化模式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的变化。
对于文明社会形成，我们当然需要关注若干先进的文化因素的发生与演变，但是更需要关注区域人口、整体实力、社会运作的组织形式等文化表象背后深层力量的消长和变化。就早期中国的情况来说，大概是东部和南方提供了很多工艺和文明的要素，但是西部的中原提供了人与社会甚至是世界观的组织框架。
其实，中国史前文化两大区系的区别有更深远的文化基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和农业起源阶段的两个中心。陶器与农业作为复杂的技术与知识体系，从源头开始，就使它们分别确立了深埋与高架的罐文化与鼎文化、土穴建筑与干栏建筑等生活方式的深层次的区别。农业村落、定居生活产生之后，文化因素、技术观念可以相互交流，甚至有一些战争及部分的移民、殖民等人口直接交流的现象，尤其是洛颖、桑卫、江淮地区作为两大区系交汇的前沿地带，可因碰撞摩擦产生一些耀眼的文化（因素）的亮点，但是早期华夏文明的主体民族成分和一般居民的生活方式仍然会延续中原自己的悠久传统。
作者的结论还主要参考了一些早期古史的传说，比如夷夏关系、夷人代夏等。不管这些传说是否可以上升为信史，这种关系在整个文明社会体系的层次及对文明整体的影响也是需要深究的。古史传说、考古发现和历史学追求其实没有多少矛盾之处，它们反映的其实都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只是着力点有所不同，清晰的程度有所不同，它们都是用不同的语言和方式在表述同一种曾经存在和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并体现了一些共同的规律性。但是它们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清晰程度。考古学尽管不能提供具体的历史事件，但是今天看来，就中国文明起源的形成来说，考古的追寻是最细致、最客观的，但是也是最需要我们用文化、历史、民族等更人化的方式来思考和完善的，才能真正使我们的认识走出物的藩篱，进入人的世界。历史文献和传说的优势不是为考古学提供套子和简单的对接与比附对象，而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框架、一套逻辑，才让考古的推测和重建不至于走得过于离谱。
就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来说，我们必须暂时抛开古史的话语系统，重建和完善考古的事实体系。中国考古学的优势在于可以从历史的关联中建立一套自己独特的文明过程话语系统，比如都、邑、聚，比如冢、坛、庙，并参考历史记载确定功能及其分析的对象；在于连续的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更好地让我们“礼失而求诸野”，但是，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比附也会将这样的优势化为藩篱。考古学的最终认识体系从逻辑上与传说和历史应该是兼容的，但由于文献本身的性质，具体的对应和比附将会是极其困难的。在中国考古学的文明过程话语系统确立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完善中国考古的动力学法则和过程主义理论，并积极推进考古遗存的人生与文化诠释。（2006年1月13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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