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研究

 
    人口的性别、年龄构成是人口的基本自然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婚姻形态以及人类再生产的速度。通过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时代经过系统鉴定的人骨资料的分析，初步确定了史前时代“高性比”的现象。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对史前时代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并对“一妻多夫”现象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与此同时，通过上述资料的分析，我们还总结出了人口年龄构成在不同时代的变化情况。人口年龄构成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以及人口规模的发展趋势，特别是龙山时代晚期以后青年男性大量死亡的现象初步说明了人口的年龄构成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

    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

 
    人口与社会组织结构情况直接相关。人口被视为社会组织结构划分的一个基本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这一部分在系统梳理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分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两个层次探讨了不同时代、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结构情况。初步结果如下：裴李岗时代聚落内部存在家庭—家族—氏族-社会组织结构，而聚落之间为两级管理体系。不同聚落之间虽然存在人口规模的差异，但是不存在主从地位关系，社会基本上处于平等社会阶段。仰韶时代早期的聚落内部基本存在家庭—家族—氏族-社会组织，聚落之间虽然可以划分为-聚落，但聚落之间在地位上不存在明显差别，基本上处于平等社会阶段。在个别遗址中，大家庭可能已经具有一定的组织职能。仰韶时代中期处于由平等社会到分层社会的过渡阶段，社会分层现象开始出现。这一时期聚落内部的社会组织较为复杂，可初步分为四级：核心家庭—大家庭—家族—宗族（部分地区还存在氏族组织），聚落之间-聚落的分化明显加强。仰韶时代中期大家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而大家庭地位的提升与人口规模的扩大具有直接的关系。仰韶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分层社会阶段，社会分层现象较为明显。这一时期聚落内部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四级：核心家庭—大家庭—家族—宗族，聚落之间-聚落的分化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个别城址的出现尤为引人注目。仰韶时代晚期大家庭的作用明显强化，一些遗址中可能已经取代家族的部分职能。龙山时代早期大家庭在社会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核心家庭开始取代大家庭的部分功能。在家庭之上还存在家族和宗族组织。聚落之间可以划分成-聚落，存在两级管理体系。龙山时代晚期核心家庭的主体地位彰现，开始取代大家庭。在大家庭之上也存在家族和宗族组织。聚落之间进一步划分成四级聚落，存在-管理体系。社会内部城乡差别出现，复杂化程度加深。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的社会组织与前代差别不大，只是核心家庭已经完全居于主导地位。二里头都城聚落的发展使得人口在整体上减少的情况下，在其周边地区发生了集中的现象。聚落之间可以划分成五级聚落，存在四级管理体系。

    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与环境、资源研究

    人口与环境、资源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处于一种矛盾统一体中。通过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规模的变化与现有环境、资源研究资料的对比可以发现：裴李岗时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开始阶段，气候温暖湿润。这种优越的环境、资源条件为人口规模的扩展提供了条件。从人口规模的统计来看，也正反映了这种相关性。仰韶时代早、中期处于大暖期的鼎盛阶段，至晚期时气候则有所下降。受这种环境以及各地地形地势条件的影响，各地的人口规模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河南、山东在仰韶时代人口规模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陕西、山西晋西南地区人口规模在仰韶时代中期达到高峰，仰韶时代晚期则开始下降。龙山时代处于大暖期的气候波动和缓的亚稳定暖湿期阶段，其中在开始时期出现过降温事件。龙山时代气温的降低，使得河流水位下降，部分河流淤塞，从而出现了广阔的空间可供人类居住，同时也使得人类的迁徙更为容易。龙山时代人口规模的扩展与这种环境条件直接相关。二里头时代处于大暖期中多灾时期，特别是４．０Ｋａ ＢＰ年左右的降温以及洪水事件，给人类造成了巨大影响，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人口规模的大幅下降。

    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

    通过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我们对“人口考古学”这一分支领域做了初步的理论思考，从而总结了一套较为适合中国的人口考古学理论、方法。至于人口变化与社会、环境、资源的深层次关系，通俗地讲，可以概括如下：人口规模的变动直接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环境、资源的变化。气候环境、资源的变化与人口规模的变化直接相关。人口规模的扩大导致了聚落内部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以及聚落之间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的加强、社会管理体系向多极化发展。正是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早期国家的发展，同时我们从不同时代聚落发展格局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到，成熟国家的出现导致了人口集中的现象。

（2005年12月30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