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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冈石窟与《维摩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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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宋智圆所撰《维摩经略疏垂裕记》记载,“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善为用,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不少佛教徒认为:“维摩诘经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标也。”由于它宣扬的是贫与富、压迫与被压迫之间没有差别的思想,既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又能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该经受到朝野俗僧的普遍欢迎。
     
        众所周知,北魏社会佛教盛行的原因之一就是北魏的统治者把佛教定为国教,视佛教为北魏统治集团的理论武器,而《维摩诘所说经》开篇第一章(《佛国品》)就设计了一个“佛国”、“净土”的精神王国,阐明了如何把秽恶之土改造为佛国乐园。这一清净佛国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另一世界,它既不在众生之外,也不在众生之上,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处。如此读物如何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呢?于是为高僧所器重,帝王所尊崇,国君也把它当作推行“至治”、宣扬“道化”的精神食粮,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云冈石窟中出现以“维摩诘经”为主题的造像内容其用意也可见一斑了。
     
        在《问疾品》中,佛问到文殊菩萨,文殊答道:“世尊,维摩居士是一位深达实相之理,而善为说法的长者,他的智慧辨才非常高妙……能降伏众魔,游戏神通……”文殊承佛圣旨,前往问疾,众菩萨、声闻、天人等也皆从往,维摩诘以其神力空其室内一切所有,唯置一床,以疾而卧。文殊致问,维摩告以,于是围绕如何把处世间当作出世间的讨论在这里展开。
     
        在《菩萨行品》中,“维摩诘语文殊师利,可共见佛与诸菩萨礼事供养。文殊师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时!维摩诘即以神力持大众并狮子座置于右掌,往诣佛所,到已着地,稽首佛足,右绕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诸菩萨……诸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在一面立。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各令复位。”
     
        在《佛国品》中,“尔时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色身问维摩诘:‘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吏民知识,悉为是谁?奴婢僮仆、象马车乘,皆何所在?’于是维摩诘以偈答曰:‘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总持之园苑,无漏法林树,觉意净妙华,解脱智慧果……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一时到其舍,化令向佛道。……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劫中有疾疫,现在诸药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众毒……或现作-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道。’”
     
        如前所述《维摩诘所说经》是围绕文殊师利携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菩萨声闻、天人王子皆前往探疾,维摩居士以他疾病为题,而广为大众说法,该经各品中均以此展开,而《问疾品》又是该经中的主线,所以通过《问疾品》而展示该经是理所当然的了。由于佛教初起时,教徒仅仅限于出家僧人。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教徒中出现了在家居士,但出家僧人与在家居士之间贵贱之分的隔阂,影响着佛教在大众之间的传播。于是经中宣扬既要修行成佛正果,又无须过苦行生活。《维摩诘所说经》从般若理论和宗教实践这两个方面把佛教的出世移到了世俗世界,它不但让僧侣的生活世俗化,而且让世俗人的生活僧侣化,从而把世俗社会引进了宗教世界。创造了维摩诘式的在家菩萨,扩大了佛教世俗化的范围。《维摩诘所说经》中所说的理论正中我国古代文人学士、达官贵人的下怀,更主要的是适应剥削阶级上层的混世主义,-作用表现得尤为强烈,符合了鲜卑集团利用《维摩诘经》-、奴役人民,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目的。
     
        云冈石窟的雕刻中,依据《维摩诘所说经》造出的形象,主要是维摩诘与文殊菩萨的形象,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5幅,分布在石窟造像的中、晚期洞窟中。这一类造像大多是选取故事中的典型内容加以表现,场面一般不大,手法简练,形式朴实,主题突出,个性鲜明。中期石窟一般多雕刻在的门拱周围,场面较大,雕刻精美;晚期作品多用浅浮雕,造型较小,表现力相对不足。第6窟南壁门拱与明窗间的一组雕刻表现的是《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在屋形龛内中置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面部表情安详、温和。左侧坐文殊菩萨,头戴花冠,双手自然弯曲,双目低垂,身体向右微侧,在专注地聆听;右侧雕维摩诘像,头戴帷帽,着方领外衣,右手执团扇上举,左手扶榻倚坐于榻上,表情自然,俨然一派论辩者神态。整体雕像空白处雕有供养人和飞天,恰到好处。此组雕刻场面宏大,布局合理,构图严谨,雕刻细腻、精致。《问疾品》的文殊与维摩对坐的形象最早出现在第七窟门拱两侧:西侧华盖下雕文殊师利像,头戴花冠,颈饰项圈,臂戴钏及手镯,上身斜披络腋舒相坐于方座之上,菩萨像偏头斜视,右手上扬,周雕胁侍菩萨与弟子及飞天;东侧盝形天幕龛下雕维摩像,头戴帷帽,著方领大衣,腰束带,侧身斜坐于胡床之上,左手高举尘尾。第14窟还雕有《维摩诘所说经·香积佛品》的形象,佛龛南侧刻文殊菩萨,北侧刻维摩诘像,中为立式菩萨,右手托钵,左手提莲花形物,构图简洁,表现性强,雕刻较简单。在第32窟附窟外壁雕有《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的浅浮雕,在屋形龛内刻一坐狮子床上的维摩诘像,像前有一树,树前许多女人,帐幕前有一捧物的天人,浮雕的人物极为秀丽;在第38窟雕有《维摩诘所说经·阿门众佛品》即通常说的“三道宝阶”的故事。
     
        以《维摩诘所说经》为依据所创造的维摩诘像最早出现于东晋建康(今南京),《历代名画记》卷二称:“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维摩像的出现,是与当时崇尚清谈,士大夫以博学善辩的维摩居士作为典范分不开的,从而导致南朝不断出现这一题材。在北方,西秦时才出现有维摩诘像。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内的维摩像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构图来看,维摩半卧榻上,俨然一副患病卧床的样子。随之以后在敦煌、云冈、龙门石窟中维摩像大量涌现。
     
        我们知道,《维摩诘所说经》是以答辩的方式来宣传佛教的观点的。由于它内容复杂,有些题材是无法用画面所能展示(如《不二法门品》),远远不如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通过画面容易表达。特别是石雕,更是受到严重的条件限制。所以艺术家们不断努力,深刻理解了佛经的实际内涵。突破一些限制,大胆探索,掌握了佛经中能够代表该经文中的典型思想和人物,理解刻划了维摩诘和文殊菩萨形象,反映了佛经中所记述的故事情节和内容,从而达到宣传佛教教义。而“文殊问疾”又是该经中最容易表现的题材。所以通过雕造“文殊问疾”即表现了该经的故事,又反映了佛经的内容,所以“文殊问疾”又为不少学者所认可。由此可见,云冈石窟中的维摩诘、文殊雕像虽然较为单一,但意在展示全部《维摩诘所说经》。“文殊问疾”只能作为契机而引导人们深入理解该经的实质精神。这种通过单一而表现全部的做法,不仅在云冈石窟中是这样,敦煌、龙门石窟也受其影响。

    (2005年12月16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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