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少华、李海勇在《考古》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发表《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一文，认为：通过对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的分析讨论，说明战国中期楚人即在江南逐步设置郡县，数量不断增多，体制渐趋完善，以郡统县的格局逐渐形成。比较而言，春秋时期楚人仅在南方置有江南县，到战国中期设置有洞庭、苍梧诸郡，而县和封郡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同时，新出考古材料表明，秦王朝在南方的地方行政建制多沿袭楚国旧制而来，汉初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这对我们深入探讨江南地区楚、秦、汉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以及洞庭、苍梧、长沙、黔中诸郡的建置沿革与地理变化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赵志军、吕烈丹、傅宪国在《考古》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发表《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一文，认为：通过植硅石研究在顶蛳山遗址第四期文化堆积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稻谷遗存，说明大约在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稻作农耕经济已出现在这一地区。顶蛳山遗址稻谷遗存的突然出现说明栽培稻和稻作生产技术都有可能是从其他地区传入的。稻作生产方式在当地虽然出现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研究的结果还显示，在稻作农业经济出现之前，顶蛳山人赖以生存的是采集狩猎经济，优越的生态环境为当地先民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而且回报率高的野生物资源，这应该是农耕生产方式在当地乃至大部分岭南地区出现较晚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5年11月25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