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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陶器刍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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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应是世界各地所有陶器发明的唯一途径。顺便指出，曾有文献报道，捷克Ｄｏｌｉｎ Ｖｅｓｔｏｎｉｃｅ遗址发现有距今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年的陶质动物塑像残件。据此是否可将陶器的起源时间大幅度提前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其理由有二，其一，这种陶质塑像不是容器，即不能视为陶器。其二，若这批陶质塑像系有意识烧制，其工艺理应流传，而实际上，在其之后一万年以上的时间内，世界上没有发现任何陶质物品或残存品。于是，似乎可推测，由当地先民，很可能是小孩，用粘土捏塑动物塑像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将这批泥质塑像烧成了陶质。
其次，讨论一下我国早期陶器的原料和相关问题。不难发现，在我国，无论北方的徐水南庄头、北京东胡林，抑或南方的桂林甑皮岩、道县玉蟾岩、万年县仙人洞等遗址，那里出土的距今万年以上的陶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陶胎中含有大量岩石碎屑的粗大颗粒，当然，不同遗址出土陶器一般含有不同的岩石碎屑。无论如何，早期陶器皆富含岩石碎屑，应该不是偶然的。为了验证这一点，选取景德镇、宜兴和贾湖等地的陶土，以不同比例掺入砂粒，并依照陶土处理程序，制成若干套系列样品。采用现代陶瓷专用电炉，按不同温度，模拟制备了若干套系列“陶”样。结果指出，上述样品在４００℃即可烧制成形。测试分析还表明，烧成温度在４００－５００℃时，掺砂量为２０％左右的“陶器”，其物理性能最佳。这些结果可给出两点颇为重要的启示，一是关于陶器烧成温度的界定。尽管在有关书刊中，陶器的主要工艺和特征已基本阐明，即经粘土掺水、加工成形、高温烧成等主要工艺制成的容器，但有关陶器烧成温度的界定，似乎都不甚清晰。那么，如何界定陶器的烧成温度呢？这涉及粘土和陶质材料在材质上的本质区别。显然，这一本质区别在于粘土矿物中结构水的“失却”。粘土矿物一旦“失却”结构水，其结构、性能即发生不可逆的质变。因此，陶器烧成温度的界定应该决定于这种结构水的“失却”过程。这一过程因粘土组成、升温速率、保温时间的不同而略有不同，但一般说来，其温度范围大约在４００℃至６００℃之间。由此可见，根据陶瓷工艺学理论，严格意义上的陶器烧成温度应为６００℃左右，然而，若考虑到陶化过程开始于４００℃，且陶器可在这一温度下烧制成形，则不妨将古陶的最低烧成温度界定为４００℃。二是关于陶器原料的获取。陶器研究有一个约定俗成，认为陶器原料系就地取土。然而，如前所述，万年以前的陶器，皆选用富含岩石碎屑的粘土作原料，结合模拟实验的结果，不难理解，在陶窑尚未发明，通常采用平地堆烧方法烧制陶器时，因烧成温度甚低，反而是这种富含岩石碎屑的粘土，容易烧成性能相对较佳的陶器。由此可见，若将就地取土改为就地“选”土，或许更贴切些。
再有，讲一点陶器起源背景的见解。既然陶器最早的起源时间可追溯至距今一万五千年，且不少遗址的陶器起源明显早于农业，那么，关于农业兴起导致陶器出现的观点便难以成立，至少不具普适性。如今看来，先民的定居生活为陶器的出现创造了基本条件，或者说得更直接些，即先民的定居生活导致了陶器的出现，应能逐步达成共识。当然，农业的兴起促进了陶器的发展，应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介绍陶器烧成温度测试方法的研究进展。目前，测定陶器烧成温度的方法有多种，而应用最为广泛、数据较为可靠的，应为热膨胀方法。简要说来，该方法的原理是，陶瓷未达到其原初的烧成温度时，其膨胀率与加热温度成正比，这时，测试所得的是一条斜率与其膨胀率相关的直线。而当加热温度超过其原初的烧成温度时，因陶瓷坯胎内气孔的收缩，则坯胎将在原膨胀基础上叠加一个收缩效应，于是，原测试直线便出现一个拐点，依据这一拐点，即可求得陶瓷的原始烧成温度。然而，模拟制备与测试分析发现，上述规律并不具普适性。具体说来，当原始烧成温度大于８７０℃时，该方法可给出可靠的结果，然而，对于原始烧成温度低于８７０℃时，无论其原始烧成温度有多低，甚至未经加温的粘土，采用热膨胀方法，竟然都得出基本雷同的结果，皆为８７０℃左右。推测这里出现的拐点对应的是粘土的玻璃转化温度，而不是原始烧成温度。进一步的研究还指出，陶器在烧成过程中，有一定的“记忆”功能，即在测试温度未达到原始烧成温度时，其３００－６００℃的热膨胀曲线段，基本保持稳定。然而，测试温度一旦超出原始烧成温度，此曲线段则将有规律地下移。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尝试建立了测定较低烧成温度的新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古陶和古代陶范原始烧成温度的测定，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虽基本可行，但对于某些早期陶器样品，如东胡林的古陶残片，仍不能给出准确的数据。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将其完善，并给出理论上的合理解释。
以上观点或见解，虽经认真思考，但囿于学识之局限，或仅为一孔之见，恳望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2005年11月11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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