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玉器是吸收了史前众多考古学文化的诸多因素发展而来的，包括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海岱地区史前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当然，这些考古学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玉器的影响有的是直接的，例如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有的是间接的，如海岱地区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等；有些作用大些，有的作用相对小些，但是，正是由于文化间的交流和文化因素的输出和被继承，二里头文化才有可能在当时形成了初步的辐辏之势，并对这些文化因素加以吸收和改造、融合甚至发展，从而形成自己的玉器文化特色，对开启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在二里头文化周围分布着诸多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流和联系，二者互见有对方文化因素的遗物。在二里头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主次的问题，即主要表现为中原文化向周围的传播和辐射，而且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综合周边文化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因素可以发现，它们大多是吸收了二里头文化中最能体现社会身份等级的因素，包括牙璋、圭、钺等等。二里头文化玉器向外播散的一个重要特点，实际上就是礼器类因素包括礼制观念传播的一个过程。
 
    二里岗文化玉器很大程度上是承继了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传统，而且从玉器的出土单位、位置等各方面分析，这种继承不仅仅是玉器种类的继承，而是一种传统和观念的全面吸收。当然，二者的差别也是有的，如二里头文化的璧戚、刀、圭、钺等在二里岗中基本不见或少见，而二里岗文化发现的各种装饰品却远比二里头文化丰富。不难看出，二里岗文化玉器还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因素。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观点是：
 
    １、二里头文化玉器的器类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大而薄的器形、流行齿状饰和细劲的直线刻纹、高超的镶嵌工艺等；
 
    ２、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礼器和仪仗用器，这些反映二里头文化本质特征和精神内涵的器类，已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最重要的表征和物化形式之一；
 
    ３、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主要依存单位——玉器墓是了解当时礼制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玉器墓基本上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二里头遗址中，其数量仅占二里头文化已发现墓葬总数的５％左右；从文化发展来看，从二期至四期玉器墓随葬玉器的数量在逐步增长，器类也在不断的丰富；从玉器的角度看，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是一脉相承的；
 
    ４、二里头文化时期尚未形成固定的玉礼器组合，总体上是以一个相对固定的玉礼器群来共同表现当时的丧葬礼仪和等级制度，而玉器和铜器、漆器、陶器等共同构成了当时的礼器群；
 
    ５、从二里头文化玉器墓的墓葬值和类型值的分析结果看，当时的等级制度在逐步地规范化，墓葬数量和墓葬等级、玉器墓和遗址等级、玉器和青铜器等均表现出了显著的相关性，礼制已经制度化；
 
    ６、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出现并快速发展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分担了玉礼器的功能，但是玉器在表现二里头文化等级制度和精神内涵方面仍处于核心的地位；
 
    ７、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处于中国古代国家始立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其中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诸多因素，这种多源性和其后玉文化风格趋向同一的演变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统的发展模式相一致的，也反映了中原地区在三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2005年11月11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