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检视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新视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
|
|
者相互结合的方式，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堆积形成所经历的年代跨度即应代表了夏年的长度，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在４００年左右。
王文华先生根据２００２年郑州大师姑城址的一组遗迹叠压和打破关系，认为该遗址与二里头四期偏晚阶段相同的一组遗迹，年代已进入早商。因此推断二里头四期偏晚阶段也应进入早商，其文化性质应属商文化或夏遗民文化。
二、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
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是都城性质的遗址，并且一定程度上认为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比较公认的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时期的年代最早的王都遗址。但作为研究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夏文化和商文化如何区分尚难达成共识，二里头二、三期间分界，三、四期间分界，二里头四期早段和晚段间分界，以及二里头四期后才是夏商文化分界等观点的争论仍将持续一定时期。
方燕明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为早夏文化遗存，从东夷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看，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后羿代夏以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主体遗存
方酉生先生据近年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强调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为桀都斟寻阝，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代中晚期文化的观点。
张国硕先生支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寻阝的观点，并强调二里头一至四期的面积和出土遗存的规格都是同时期聚落中最为突出的，一至四期都是都邑性质。它始建于太康，止于夏桀，其间未曾间断。并提出夏启之都应在颍河上游一带，二里头一期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赵春青先生在详细界定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以及两者的文化特征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提出新砦期在年代上早于二里头一期，新砦期应为羿浞代夏、少康之子季杼灭掉浞子豕壹时期的文化遗存，而二里头文化只能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的遗存，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程一凡先生认为二里头二、三期间存在文化断层，偃师商城小城的年代上限为二里头三期。二里头第三期始是汤亳，偃师商城小城是桐宫。
王学荣先生通过对二里头宫城与偃师商城宫城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差异明显大于共性，而差异方面又主要表现在宫城的布局及宫室制度方面。这说明，偃师商城的宫城制度与二里头宫城之间缺乏传承，它们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意识形态领域，夏、商王朝的统治阶级在信仰和理念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距。
松丸道雄先生根据古代文献典籍和商代甲骨文的记载，指出伊尹在“殷革夏命”中的重要地位，推测“殷革夏命”因为有成汤和伊尹的合作才成功的，进而提出偃师商城是伊尹受成汤之命，在曾有二里头夏城的地方为监视夏族的复兴而修建，由伊尹一族作为他们的居城来管辖。伊尹也许是管辖者的名称。
三、二里头遗址的内涵和布局
学者普遍认为二里头都邑遗址是有一定规划和布局的，尤其是宫殿建筑的结构布局有序，有一定的营造法式。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似乎已显示出“左社稷、右宗庙”的布局，二号宫殿和三号宫殿很可能是宗庙建筑，一号宫殿是夏王朝行使统治权力进行统治活动的场所，即“社稷”之所在。
宋镇豪先生由商代甲骨文入手，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二里头宫殿建筑及宫室制度提出看法，认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殿建筑的庭院面积很大，一号宫殿面积达５０００平方米，这与甲骨文和文献中有关“庭”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可以看出当时大型宫室建筑群的-行政功用。二里头遗址二号与四号建筑的前后组合关系，揭示了当时宗庙建制的内朝制。二里头遗址的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外朝宫室与内朝寝庙的内外朝的分立。
郑杰祥先生认为二里头宫城第７号夯土建筑基址的性质，是一处与第一号宫殿建筑配套使用的、重要的具有礼仪性质的门塾遗存，应相当于文献中记载的皋门遗迹。
四、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与早期国家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的形成，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由于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和理论方法不同，呈现出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本次会议有三位学者虽然理论角度不同，但都得出了以二里头文化为标志，真正意义上的王权已经在中国出现的相同结论，颇具新意。
冈村秀典先生通过纵向比较的方式，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饮食生活改革、宫廷礼仪得以确立和战争相对激化，进而认为二里头三期时强大的王权已经诞生，建立了王朝的诞生。
李民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到国家前应该有一个过渡的时期——万邦时期。二里头文化的出现，结束了“万邦时期”，标志着我国进入统一国家时期。二里头遗址证明了国家的统一，二里头是统一王朝的中心。夏王朝中心地理位于伊洛河地区，史书上泛指的夏王朝的范围应当为夏文化的影响范围。根据新的发现，二里头文化没有出现中断，他认为夏商时期存在的“附都制”或“陪都制”可以用来解释文献中所记载的二次重要的迁都问题。二里头遗址在夏王朝中是作为主都存在的。
久慈大介、西江清高先生将二里头文化的政体和公元前３千纪新石器时代后期在中国大陆各个地区各自发展的地域性诸文化的政体加以比较，认为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地域间关系的存在方式。新石器时代的各个地域性文化在中国大陆南北、东西各地，较为自律地，并与其他地区并行发展，但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王朝出现时，以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为中心，中国大陆的广大地区形成了松散的地域关系圈。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王朝，由以陶礼器的扩散为标志的畿内地域和次级地域所组成，被纳入王朝内秩序的-领域，和域外边远诸地域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关系圈而构成其空间结构。由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王朝形成的这种空间结构，逐渐形成了后世“中国”世界的原型。
五、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专题研究
二里头新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多数学者认为该绿松石龙形器具有礼器性质，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墓葬主人不但身份较高，而且曾从事特殊的职业。绿松石龙形器图案是夏代以龙为图腾的证明，也说明文献中有关夏代或夏部族以龙为图腾具有可信性。
杜金鹏先生认为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而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实际上就是三号宫殿Ｍ３出土绿松石龙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二里头文化时期，一个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王国体系已经确立，联系、容纳四方各族的华夏民族已具雏形。所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可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中国龙”。
量博满先生对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进行了分类比较研究，指出铜牌饰的主体图案代表龙的形象，同时与太阳神的崇拜也有一定的关系，反映了一种出现与再生的思想。龙不仅是二里头人的族神，也是他们所崇拜的太阳神。
朱乃诚先生对二里头文化的“龙”遗存分类排比，提出二里头文化的龙遗存应源自陶寺文化，而陶寺文化的龙遗存又是源自良渚文化。
蔡运章先生明确提出新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图案应是夏部族图腾神物的象征，而随葬这件遗物的墓主人可能是夏王朝负责祭祀图腾神物的“御龙氏”。
方辉先生认为二里头的绿松石制品在当时起着身份标志物的作用，有些应该属于礼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半成品和废料坑的发现，表明该遗址的绿松石制品来自附近的绿松石作坊。绿松石作坊靠近宫城，其地位不亚于青铜器，是官府运营的作坊，受王室直接控制。而且绿松石制品的生产与青铜器生产关系紧密。与二里头文化相比，二里岗期文化绿松石制品数量锐减，可能反映了这两个文化铜料来源的不同。
六、有关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多角度与新方法的运用
本次会议不少学者从历史地理学、人类学、古文字学、艺术史、测年科学、环境科学、冶金史、植物考古等研究领域对二里头文化进行横向的研究。
宋豫秦先生从夏商周三代文明崛起过程中的生境优化过程的研究角度，阐释了为什么文献中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及三代文明崛起的动因。认为夏商周三代时期，伊洛河流域的景观生态系统具有多重过渡性特征，气候方面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地形方面处于二级阶梯向-阶梯的过渡带；纬度方面处于中纬度向高纬度的过渡带；经济文化类型方面处于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过渡带；文化传统方面则处于四方文化的辐辏之地。这些过渡性特征及其所具有的多重边缘效应，使伊洛河流域不仅具有多重的生态适宜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环境承载力，从而成为早期王朝建国立都的理想生境。
德留大辅先生从居址和建筑遗存的角度分析，认为豫中地区在地理上是黄土台地与华北平原的接触地带。豫中地域的史前文化接受了周围文化的因素，这一区域分布着不同系统的居址形式，显示出该地域作为地域间文化交流的凝集点的特性。到了二里头时期，以豫中地区为中心，相对于自然环境和相互交流等要素，主要是社会阶层性的变化导致该区域的居址结构产生分化。这与厚葬墓、宫殿建筑所见阶层性不断深化的过程是同步的。
宫本一夫先生从铸造技术方面对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初期的青铜彝器进行探讨，认为，二里头期至二里岗期铸范由双范演变为三范。其演变过程中范的组合上又存在细微的变化，有阶段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和夏商王朝更替有关系。
梅建军先生将中原地区青铜冶金术的起源与发展放在一个非常宽阔的时空视野中予以审视，通过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以及中亚早期铜器的比较研究，提出要注意中国早期青铜冶金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联系。
邓聪先生从模拟试验和微痕分析的方法入手，探索了中国古代玉器开片技术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并指出二里头玉器在整个玉器开片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2005年11月4日7版）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