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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考古与西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纪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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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关中西部地区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调查、勘探和发掘。
种建荣介绍周公庙遗址的主要工作有：刻辞卜甲坑的清理发掘、陵坡与白草坡两处墓地的墓葬及陵垣的钻探和发掘、建筑基址的钻探以及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种建荣重点分析了四墓道大墓Ｍ１８的年代、性质和整个陵坡墓地的性质问题，他认为四墓道大墓的发现，填补了西周墓葬形制的空白，其形制应是王一级规格的墓葬，墓主可能为周公家族或周王。而周公庙遗址的性质，也存在“周公采邑”和“古公之岐”两种可能性。总之，现有的材料尚不够充分，其性质的判定有待于继续的工作和研究。
孙秉君介绍正在发掘的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位于梁带村北，是一处西周至东周时期较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已发现带墓道大墓数座。其发现对探讨黄河两岸的方国文化、墓葬制度及文化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吉琨璋介绍了新近发掘的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的情况。此次发掘了西周较高等级墓葬３座，，根据铜器铭文，Ｍ２和Ｍ１分别为亻朋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铜容器、玉配饰等，墓中荒帷保存之完整举世瞩目。这组墓葬的出土，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晋南亻朋国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袁广阔介绍河南固始高墩子遗址的大型夯土基址，是一处面积达２０００多平方米，高出底面１．５米高的夯土基址，周围有环壕，是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西周时期夯土基址。此外，还发现了墓葬、灰坑等重要遗迹遗物，年代大约在西周中期或略早。
讨论与交流：周原、周公庙两个遗址的内涵、性质及今后工作的重点
徐天进认为应该对周原遗址之所以成为岐邑的几个证据进行重新的思考。首先遗址内先周时期的遗迹分布范围很小，规模尚不能与岐邑相匹配；其次，铜器中姬姓铜器数量很少，也很少见王室的铜器；再次，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多在西周中晚期；最后，墓葬以中小型为主。这些问题都值得引起对周原遗址性质的重新思考。并认为今后一方面应继续在周原的考古工作，另一方面，也要着重寻找其他的线索和证据。
王占奎先分析了两座甲骨坑的年代和甲骨的年代，并对其中的“周公”、“新邑”的认定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陵坡墓地的性质，他详细的分析了“周公家族”和“周王”墓两种说法；对于周公庙遗址的性质，他也例数了“周公采邑”和“古公之岐”两种观点的证据，认为各种说法都有可以支持观点的证据，在现有材料尚少的情况下，还无法确定墓地和遗址的性质。
尹盛平仍旧认为周原遗址是周邑，周公庙遗址是周公采邑，墓地属周公家族。其理由是现在的王器尚十分少见，加之陵坡墓地墓葬规模小，整个墓地的规模也不大，应不会是周王墓，且周王墓不会出现在周公采邑。此外，周公及其家族也可以使用四个墓道。
李峰则通过金文材料的分析认为，如果王陵与宗庙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的话，那么结合金文中“宫”与“周”的密切联系，“周”在周原遗址的可能性很大。张天恩先生则指出，周原遗址范围内，除了王家嘴到凤雏一线以外，在云塘、庄白、庄李等地也有先周时期的遗存。
李零指出了凤雏甲骨的一些问题，认为甲骨无论从形制、钻凿还是辞例等多个角度来说，都是明显的周人的甲骨。对于绛县横水大墓铜器铭文中“亻朋”伯的亻朋字他认为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冯”。
高蒙河则针对田野发掘中的一些问题检讨了层位学的功能问题，还指出了遗址选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李伯谦教授重申了“大周原”的工作理念，认为周原、周公庙、劝读、水沟等几个遗址及其周围的调查工作应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徐良高介绍了周原遗址大型建筑的分布状况和业已发掘的凤雏、召陈和云塘三处基址，并指出它们只是一个更大的建筑基址的一部分，而对其性质的讨论和今后的工作方向，应着重于对整组基址的发掘和了解。对于七星河流域的调查则显示，不同遗址的分布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但从总体而言则集中在河流两岸，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河流有很大的依赖型。同时，他还积极倡导区域调查的工作和研究方式。
孙华认为凤雏建筑基址的“前后院”式结构与盘龙城和垣曲商城建筑的结构类似，是标准的商代地方建筑结构。而云塘建筑基址的发现，有效的串连了商代和东周的建筑特征，其“品”字形结构是周人自己的建筑结构。
日本学者饭岛武次回顾了日本对先周、西周遗迹及周公庙遗址的研究情况；南山大学的西江清高先生则对周原、周公庙和水沟三个遗址的选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其都位于岐山山麓附近的周原北部边缘的高地，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靠近丰富的水资源，二是位于可以俯瞰广大平原的高处，在军事上十分有利。
任周方介绍了宝鸡地区古文化遗址平面空间形态的特点，在概括介绍了遗址分布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周原遗址范围内古文化遗址的分布，其中商周时期的遗址主要集中在三条不同级别的河流的阶地上。从遗址数量和面积上的分析使我们对遗址分布的总体状况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其他地区的商周考古与历史问题：
燕生东认为，西周早期山东地区至少存在土著式（夷人式）、后商式和周式三大制陶技术传统，各有自己相应的陶器群。而西周中期，各地的陶器均表现出一种以周式陶器为标准的“周式化”过程，这体现了周人对此区域控制的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村落居址也发生了巨变，社会基层结构发生了重组，这可能与当时社会通过强制性搬迁原住居民进行社会组织重构以推行国野制度有关。
张昌平对曾国青铜器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曾国青铜器的主要分布地带是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主要年代范围在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在春秋中期以前，主要分布地带有漳河流域、滚河流域和涢水流域，而春秋中期以后，则主要分布在涢水中游地区。从铸造工艺来看，早期阶段主要与周文化青铜器相同，而晚期则基本与楚文化青铜器相同。
日本京都大学的冈村秀典系统的梳理了从新石器时期到西周时代的动物殉牲情况。他认为从商代开始，国都中野生动物的比例明显下降，而农村则仍旧保持着较高的比例，这说明国都附近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还对比了沣西和天马曲村两个遗址在动物比例上的差别，对比了祭祀和殉葬用牲的差别，分析了殉狗、殉葬动物前肢和卜骨的情况。冈村先生的研究，为今后系统全面的分析先秦时期的动物祭祀和殉牲状况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日本天理大学的难波纯子女士则谈了自己对“商末周初青铜器断代”这一重要课题的认识。她细致深入的对商末周初青铜彝器的形制和纹饰进行了分类和排比，将其分为殷墟三期、殷墟四期、成王和康王四个时期，并认为孝民屯的铜器作坊在西周初年仍然在制作铜器，精美铜器的分布区域明显的向西、向南扩大了，而安阳本地的贵族则只能使用粗糙的一类铜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对西周金文中的郑地，郑国东迁及相关问题做了讨论。他认为郑国应位于今关中西部的凤翔一带，而历史上，除了一个姬姓的郑国之外，还有一个姜姓的郑国存在。而在郑国东迁的问题上，他认为是《水经注》错将《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曾阝”字引用为“郐”字，而《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则是正确的。（2005年10月21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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