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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三门峡市文物局 侯俊杰

,存有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间的石碑一通,曰“轩辕黄帝铸鼎碑铭并序”,碑铭、序共173字,阴刻篆书,记载黄帝在铸鼎原铸鼎得道施仁之事。有“黄帝守一气,衍三坟,以治人之性命,乃铸鼎兹原。鼎成升天,得神帝之道”等文。
 
    除首山、荆山外,在遗址群上及周边地区,还有很多山名、地名、村名等,也都与黄帝时期的文化传说和记载有关。如:夸父山、蚩尤山、轩辕台、嫘祖山等。还有桃林,传夸父逐日所用手杖化之;铸鼎原——黄帝铸鼎处;龙须沟——黄帝乘龙升天,臣民抓住龙须掉落之处等地名。现代仍在延续的村名有:三圣村——因该村原有三圣庙而得名,祭伏羲、神农、黄帝三圣;五帝村——以该村原有五帝祠而得名,供奉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乔营村——黄帝母亲有娇氏住地;东仓、西仓村——传为仓颉住地;桑园村——嫘祖植桑养蚕地;漏底村——村人将“炉底”之意读转而名,传说为黄帝造炉铸铜之地,等等。

    二、调查情况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各级文物部门对铸鼎原遗址先后进行了6次正式的考古调查共,分为5次地上调查和一次重点钻探。
 
    1956年,灵宝文物工作者首先发现了遗址群中的北阳平遗址。之后,于1980年、1984年,由原洛阳地区文物处组织了两次调查,主要是弄清了北阳平遗址的范围、包含物年代等。1988年,当地文物部门又组织了第三次调查,为北阳平遗址建立了“四有”档案。1998年,由河南省考古所领队,组织市、县两级文物部门,以北阳平遗址为重点,对周边其他遗址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对北阳平遗址相关内容进一步确定,划开了与北阳平遗址有较大距离间隔的下河村遗址和乔营遗址,确认北阳平遗址长3000多米,宽300-500米,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为铸鼎原聚落遗址群中面积最大的遗址。同时,又调查发现了周边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32个遗址。1999年2月至3月,由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和灵宝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的联合调查队,对铸鼎原聚落遗址群进行了第五次拉网式调查。这次调查历时近一个月,调查涉及铸鼎原周围阳平河流域和沙河流域的25个遗址。其主要成果有:①弄清了遗址群从前仰韶时期、仰韶早中晚期到龙山文化其文化序列是连续存在的。②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与豫西、晋南和秦东同期遗存有较多共性,但也存在差异。③各文化阶段遗址的数量和规模不等。其中,以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数量最多,且大遗址最多。④仰韶文化居民在此处的生存环境演变比较稳定,但受气候、水文等自然因素影响也很明显。⑤人文环境调查中,发现大量与黄帝文化有关的地名、山名、村名和传说故事。
 
    为了有目的对铸鼎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进行发掘研究,1999年联合调查结束后,由以上四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开始对遗址群中的西坡遗址(面积40万平方米)进行了几次试掘,并于2004年10至12月,对西坡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钻探,初步探明了该遗址的居住区、南北壕沟、作坊区、墓葬区等大体布局,为进一步了解遗址的整体布局、特征与性质等奠定了基础。
 
    通过调查和钻探,对铸鼎原聚落遗址群的认识初步取得了以下一些成果:①基本摸清了遗址数量,已确认的遗址数为35处。②作为聚落群的聚落模式是存在的:最大的遗址近百万平方米,最小的2万多平方米,且大、中、小成体系排列。③弄清了遗址群的时代及传承关系。在35处遗址中,前仰韶时期1处,占3%;仰韶早期12处,占34%;仰韶中晚期19处,占55%;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3处,占8%。④发现了该遗址群与黄河三角区的晋南、秦东地区的同类文化的同异。⑤初步探寻出遗址先民生存的地理、气候和环境变化。⑥确认该遗址地下遗存与地上人文传说是同时期史前文化现象,且关系密切。⑦对西坡遗址的钻探,为今后有计划、有目的科学发掘提供了依据。⑧使铸鼎原聚落遗址群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社会的重视。北阳平遗址由一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先后晋升为省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发掘成果

 
    该地区的考古发掘先后共进行过7次,其中:北阳平遗址2次,西坡遗址5次。
 
    北阳平遗址:第一次发掘于1982年8月,由洛阳地区文物处组织,在北阳平遗址中部发掘面积175平方米,共清理房基2座,墓葬13座(含3座战国墓),灰坑11个,出土文物200多件(其中完整器物27件),主要有泥质红陶罐、彩陶盆、陶瓮、陶缸和石斧、石铲、穿孔石刀等,年代为新石器晚期。第二次发掘时间为1999年11月至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门峡文物工作队、灵宝文管会组成的联合考古工作队(以后发掘均由联合考古队主持)发掘,在北阳平遗址中部,发掘面积320平方米,发现仰韶时期灰坑24个、墓葬2座、房基3座,出土各类陶片、石器、骨器共数10万件,经整理,较完整的有110件,其年代为仰韶文化庙底沟一期。出土器物种类多、制作精、火候高、纹饰简单流畅,构思新颖。典型器物有:口径94厘米的大缸、90厘米的黑陶大盆、50厘米的夹砂大缸、超薄大型红陶小口尖底瓶、陶塑艺术人头像,特别是在2块彩陶盆沿上发现类似文字符号等,这些在其他的同类遗址少见,显示出北阳平遗址的与众不同。
 
    西坡遗址:如前所述,为了进一步了解铸鼎原聚落遗址的文化内涵,联合考古队选择了该遗址进行解剖麻雀式发掘。该遗址在遗址群中属于中大型,主要文化内涵为仰韶文化中晚期,即庙底沟一期。位于遗址群中东部,夹于两河之间,地势南高北低,海拔高度为456-475米。2000年10月至12月、2001年3月至5月、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2004年4月至7月、2005年4月至7月,共进行了5次发掘。其中:前4次是随机选址。第一次,在遗址南区,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其主要收获:一是以家养猪为多的动物骨骼,显示出家养动物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比例较重。二是发现的蓄水池,可能是利用自然洼地经人工加工并长期使用的水利设施,提供了仰韶时期人们的用水方式和利用自然环境的直观信息,在目前已有的考古发掘中尚不多见。第二次,在该遗址北区偏西,发掘面积550平方米,发掘遗迹有房基3座,占地面积分别为F104约106平方米,F102约98平方米,F3约52平方米;灰坑6个;灰沟1条。主要收获是:①房基面积较大,形状相似,布局结构规整,建造工序程序繁多,且基本一致,显示出一种十分成熟的建筑水平。②灰坑大致同时期,大多数大且深,疑为非单体家庭所用。③出土器物体量较大,制作精致,且有鸮猪形艺术饰品。④动物类遗骸中,家养猪占90%以上。⑤石质生产工具较少,疑非普通民居聚落遗址。第三次发掘位置位于第二次发掘的南部,发掘面积约650平方米,发掘遗迹有特大型房基1座(编号F105),蓄水池2座。特大型房基占地面积516平方米,室内净面积就达204平方米,四周设回廊,地基、居住面、柱洞基础等处理十分考究。据现场分析,其建筑程序分:①地基处理。②夯筑墙壁。③栽立木柱。④铺设柱础石、地坪、在房基夯土上垫5层夯土。⑤挖门道、火膛、加工室内柱洞、栽柱。⑥加工居住面(分5层进行处理)。⑦修筑地面以上墙壁。⑧在房基四周和门道两侧挖柱洞、栽柱。⑨搭建房顶及门棚等9道工序。可见其设计严谨,气势宏伟,工程浩繁,技艺精湛,为中国建筑史的创举,绝非一般民用建筑!它的发现,是仰韶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另外,这次发掘两个蓄水池,其一长、宽、深分别约20、9.5、12米,其二长、宽、深分别约19、2.5-9.5、1.55米,也为人工加工而成,距第一次发掘的蓄水池约100米,这些蓄水池显然与大房子有密切关系。第四次发掘开探方距离第三次的特大型房址南约50米,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又揭露出一座特大型房址(编号F106),占地面积约296平方米,室内面积约240平方米,无回廊。其建筑工艺程序与第三次发掘的F105特大型房址基本相同。有意思的是,两房址相距近,相互对应,对参照理解西坡遗址的大房子群建筑布局意义重大。第五次发掘,是联合考古队对整个遗址进行全面钻探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掘的目的性、计划性和针对性较强,主要是探索该遗址的其他功能布局。这次发掘面积1360平方米,分别揭露了仰韶文化中期墓葬区和北壕沟。墓葬区位于南壕沟以南,揭露面积1240平方米,发掘墓葬22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葬具,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除一座墓无二层台外,其余都有生土二层台。其封土为异地所取的黄黏土,并掺有红褐色土和青灰色草拌泥。出土器物除陶、石、骨等质地外,还发现了数量较多以钺为主的玉器。北壕沟揭露面积120平方米,壕沟呈东西走向,文化层自上而下分别为西周、庙底二期、仰韶文化晚期和中期,其中以仰韶文化晚期堆积最为丰厚。这次发掘确认了北壕沟的走向、深度和文化层年代;首次确认了仰韶文化中期中原核心地带的墓地,其二层台的出现、墓室封泥、首次出土玉器和风格独特的随葬陶器等新鲜资料都为西坡遗址的考古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西坡遗址的发掘为认识仰韶文化中期的建筑规模、居住布局、农牧业发展、水利设施建设、手工业制作水平、丧葬习俗和聚落防护设施布局等都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表明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很可能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复杂化倾向,无疑为铸鼎原聚落遗址群探索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

    四、结论与思考

 
    灵宝铸鼎原聚落遗址群规模宏大:范围近30平方公里,遗址数至少35处;等级明显:遗址、房址、墓葬等均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年代跨度长:从前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至少4000年左右;盛衰鲜明,属于仰韶中晚期的庙底沟类型遗址占总遗址数的55%,说明庙底沟文化是这个聚落遗址群最发达的代表性文化,数量多,规格高,而其他时期遗址数量少,规模小;出土遗址遗物类型新、规格高、制作精,如特大型房址、人工蓄水池、多数有二层台的仰韶中期墓地、以带孔玉钺为主的玉器、风格独特的特大型陶器、刻符陶片等,都填补了这一时期考古发掘成果的空白;考古学文化和人文传说文化的不谋而合,等等。这一切,都为研究中原地区甚至全国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都提供了十分珍贵有力的资料。尽管目前对已知的一些现象定性还为时尚早,但毫无疑问,它们对探索中原古代文明的起源、特点、进程、动因和影响都具有重大意义。

(2005年9月30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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