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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状）和素面（抹光）。器类组合主要为釜、支座、罐、钵、碗和壶等，另有少量勺、匙、器盖、杯等。陶器几乎全为手制，仅有个别陶器可能经过轮修。最主要的制法为泥片贴塑。
２、石器数量相当多。多以砾石为原料。石器绝大部分仅经过打制，石器的主要剥片方法是锐棱砸击法，其次为锤击法。打制形成的石核、石片经过简单修理或不再修理即大量使用。这些石核工具、经过简单修理的石片工具和未经修理的使用石片占到全部石器的六成五左右。成型石器很少，只占石器总数的１５％左右。成型石器一般在经过琢制，有的再经过磨制。磨制石器的比例低是楠木园文化石器的一个特色。磨制石器只占石器总数的６．８％。磨制石器中绝大多数又只磨刃部。通体磨光的石器仅占石器总数的１％左右。
三、楠木园文化的分期
根据文化面貌的变化和层位关系，可以把楠木园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的陶质绝大多数为夹砂陶，很少粗泥质陶。纹饰较多细绳纹，且多为交错绳纹。陶器全部为手制。早期的釜有类似折沿的风格，颈部往往有一条勒沟。釜的腹部最大径一般在中部以下部位，因而呈现出垂腹特征。支座的器身明显前倾。罐的腹部较深。碗和钵的腹壁一般斜外张，侈口较小，腹较深。假圈足碗的圈足往往明显内凹。就整体而言，早期的器形较瘦高。
晚期的陶质夹砂陶的比例下降；粗泥陶的比例上升。纹饰仍以绳纹为主，绳纹较粗且较规则。在陶器的装饰方面，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在部分碗或者釜的口沿出现花边装饰。在制法上虽仍以手制占绝大多数，但个别的钵出现轮修痕迹，在口沿下形成凹弦纹。在器类方面，晚期丰富一些，出现了勺这类器物。在器形上，晚期釜的形态以卷沿外翻为特色，腹部最大径一般在中部，因而显得圆鼓。支座体较直立。晚期罐的腹部较浅，有些已很难与早期的深腹钵区别开来。晚期钵的腹部也较浅。圈足碗和钵的口沿一般斜外侈，腹部较浅。假圈足碗的圈足内凹不明显，有的完全不内凹。就整体而言，晚期的器形较矮胖。
四、楠木园文化的性质
与以往发现于鄂西地区诸遗存比较，楠木园文化与城背溪文化、以朝天嘴Ｇ６、Ｇ７为代表的遗存最为接近。这几类遗存的陶质均以夹砂陶或者夹炭、夹蚌陶这类夹羼和料的陶质为主，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红褐色占绝大多数。陶器表面装饰均以绳纹为绝大多数，这几类遗存的绳纹大致都占陶片总数的九成左右。这与其他晚期遗存有明显区别。另外这几类遗存的陶器都有装饰手指按窝的情况。就陶器的制法来看，这几类遗存的陶器都是以泥片贴塑为最主要的成型方法。从器类看，这几类遗存都包含有侈沿鼓腹圜底釜、弯头支座、圜底钵等。
楠木园文化遗存虽与城背溪文化、以朝天嘴Ｇ６、Ｇ７为代表的遗存多有联系，但楠木园文化与这两类文化遗存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楠木园文化中那些特有的器类大多表现出与汉中地区的李家村类型，甚至陇东地区的师赵村一期遗存有密切的联系。
与楠木园文化同类的遗存还见于丰都玉溪遗址等。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楠木园文化均分布在巫峡以西地区；而城背溪文化和以朝天嘴Ｇ６、Ｇ７为代表的遗存的分布均没有越过西陵峡。
五、楠木园文化的年代
为了确定楠木园文化的绝对年代，我们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对ＬⅠＴ０１０２连续９个层位出土的骨头标本进行了系列的年代测定。
从所得的测年数据来看，层位最早的ＬⅠＴ０１０２⑨层、⑧和Ｇ１８的年代上限大体为５４８０Ｂ．Ｃ．，而层位最晚的ＬⅠＴ０１０２②层的年代下限大体为４７９０Ｂ．Ｃ．。从⑨层到②层大体跨越了７００年左右，而处在⑨层和②层中间的诸层位的年代数据也大体介入两者之间。
ＧⅡ最多可以分为１３个地层，ＬⅠＴ０１０２只包含了其中的８个。考虑到其余地层的存在，可以推测楠木园文化的年代大致从５４８０Ｂ．Ｃ．延续到４５００Ｂ．Ｃ．前后，其中早期大致为５４８０Ｂ．Ｃ．—５１００Ｂ．Ｃ．；晚期大致为５１００４５００Ｂ．Ｃ．。
六、楠木园文化时期的环境
楠木园遗址出土的一些生态比较典型的野生动物有鱼、猴、亚洲象、熊、鹿类等。从这些动物的生态来看，猴栖息于林区；象栖息于稀树草原、竹阔叶树混交林，喜水；熊生活在密林深处；鹿类生活在平原、山地的林间灌木丛。除亚洲象目前仅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以外，其他动物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由此推断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居住地周围的植被有灌木丛和茂密的森林等。
楠木园遗址鱼骨的专题研究也证明，当时该地区气候为四季分明的东亚季风暖温带气候，长江水量较大。
七、楠木园文化生计类型
楠木园文化的地层共收集动物骨骸一万余块，这些动物骨头分属鱼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等。动物种群大致表明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居住地周围的植被有灌木丛和茂密的森林等。当时人们的肉食主要来源于捕鱼和狩猎，狩猎对象主要以鹿科动物为主。饲养家猪仅占据极其次要的地位。
鱼类的专题研究表明楠木园文化遗存中鱼骨数量相当多，当时的食用鱼类组成较为单一，且具有明显的类群分布不均衡性，以草鱼和鳜属鱼类为主，青鱼数量稍少，鲢亚科鱼类和鲶形目及鲟形目鱼类数量稀少。这种现象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鱼类繁殖集群的习性，捕鱼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楠木园文化的石器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但楠木园文化的石器毕竟有一批成型石器，包括斧、铲、锛、凿以及锄、镰、磨盘、磨棒等。楠木园文化的石器组合与旧石器时代甚至华南新石器早期的石器组合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别应该反映石器功能的变异。导致这种变异的最主要的原因最有可能是农业的出现以及与定居有关的房屋建筑。
八、楠木园文化聚落复原的设想
ＧⅡ和Ｇ３０东西相对，南端均明显向内侧弯曲，但没有连接到一起，北端均消失在台地边缘，大致形成一个直径约５０米的不完整圜形。
这两条沟大致应该为自然冲沟。形成这两条沟内堆积的人们应该主要生活在两条沟之间的区域。
能够说明当时聚落的遗迹不多，可能是房屋建筑的遗迹只有Ｈ１２７，另外有Ｈ１４９和Ｈ１５０等少量灰坑。
不过除了在两条沟内侧的南端地势较高的区域发现少量这一时期的遗迹外，在两条沟之间的大部分探方中并没有发现这类遗存，甚至连晚期地层中也几乎不见这一时期的陶片等遗物。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堆积大都被洪水荡平，仅有少量埋藏较深，或地势较高的遗迹得以残存。
另外在ＧⅡ南端的台地底部也发现楠木园文化地层，这些楠木园文化堆积的位置大致与ＧⅡ开口的地面处在一个坡面上。ＧⅡ西侧的ＧⅠ的底部也发现有少量楠木园文化地层。这两处的楠木园文化堆积均为地层，没有发现其他遗迹，且地层相对纯净，包含极少量的细碎夹砂红褐色绳纹陶片。这两个部位均地势较高，且ＧⅠ底部的楠木园文化地层埋藏也较深，它们得已残留。应该说这些区域也可能是当时主要的活动区域。Ｇ３０外侧（东侧）没有发现楠木园文化的遗存。
如果做历时性考察的话，还可以看出，楠木园文化早期的遗存仅发现于ＧⅡ下部，似乎说明当时的人们的生活区仅局限在ＧⅡ内侧（东侧）。而我们在前文提到的楠木园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反映的是晚期的情况。（2005年9月30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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