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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平谷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 纪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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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脱身而出，兼容、共存、发展进步，既是黄帝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黄帝文化研究的重要原则。
与会学者一致赞同平谷轩辕陵确实是历史上存在的一处黄帝子孙祭祖的遗址，应加以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有祖共祭，为海内外黄帝子孙慎终追远提供一处适宜的处所。
近二十年来，在平谷及附近地区发现并发掘了几处重要的史前遗址，其中上宅遗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有学者从上宅遗址的自然地理位置、年代分期、文化区域上的位置三个方面，论述了上宅遗址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上宅遗址地处燕山南麓的山前地带，地理位置较为重要，经过多年细致的发掘和研究，已确认是一处重要的具有标尺性的史前遗址。从时代上看，上宅遗址第８层遗存特点鲜明，应属兴隆洼文化。目前在此区域内距今８０００－７０００年间遗存发现较少，因而上宅遗址从年代分期上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宅遗址的第４－７层，与迁安西寨和赵宝沟文化遗存相似。从文化区域上的位置看，北京地区属南北夹缝或北方区与中原区的走廊地带，也是中原、北方乃至东方交流碰撞最激烈的地方，以上宅为代表的遗存正处于走廊的北端，是非常重要的连接点。因此说，平谷地区的古代文化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学者提出，上宅遗址的内涵与磁山比较接近，时间上相近。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受东北影响较大。将来应系统做工作。如能再按分期，结合准确的地层关系，做进一步的整合，对深入研究将很有价值。
也有学者分析了上宅遗址出土的小动物雕塑，认为其用途应是用于计数的。在西亚和我国其他地区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在中国的发现具有世界意义。
关于平谷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刘家河青铜器墓、陶器墓、上宅遗址出土的数座陶器墓和张营遗址出土的陶器群展开的。主要提出如下几种观点：
（１）刘家河铜器墓时代肯定是商代的。它是当时平谷地区土著居民的文化，与中原不是一个系统。接近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又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平谷地区商代的文化谱系还不健全，尚需进一步做工作。
（２）刘家河青铜器墓所代表的文化，既不能归为商文化，也不能归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应归为张家园上层文化，年代为殷墟一期。当初将其归为夏家店下层，是因为当时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下限可到很晚。但新证据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下限不会晚于二里岗上层，这一证据如果成立，则刘家河文化只有归于张家园下层文化或商文化。如此，确定其族属为华夏系统或为周边其他青铜文化，则显得更加重要。这需要进一步的发掘研究。
（３）刘家河商代墓葬的青铜礼器为典型的中原型，饰品则类似北方青铜文化，然礼器数量较大，故应将此墓划为商文化，为北方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但刘家河Ｍ２陶器则带有明显地方色彩。这种礼器中原化、陶器地方化的现象常见，故刘家河墓地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刘家河商代墓葬不是孤立的，新干大墓周围就有城址，像刘家河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已被发现，当有与之相应的居址，或许在此地或附近能找到一处商代地方性中心聚落遗址，抑或发现城址也不无可能。
（４）刘家河商代墓地研究主要依据的是青铜器。但青铜器具有延续期长、游动性强等特点，具有礼制制约性。因此，在文化性质判断中，延续性短、游动性差又受礼制制约性较少的陶器，可能会提供更精确的线索。
（５）刘家河商代墓受中原地区强烈的影响，尤其是铜器，如方鼎，除中原郑州外，出土不多。方鼎的出现时代集中在商代中期，到商晚期则很少。刘家河方鼎，最晚在殷墟早期。方鼎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的人用，偶数出现。刘家河也是如此。三羊罍也与中原有关，受影响较大，烙印很明显。但又有自身特色。遗憾的是没有陶器。有学者主张刘家河商代墓属商文化，应是从铜器来看的。整体上看刘家河陶器墓和张营遗址，肯定不是商文化，有不少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张营遗址出土石范，说明当地就能铸造青铜器。应把该地区的不同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刘家河的青铜器应是本地铸造的。刘家河一带可能有一个方国文明，有一个中心。
（６）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青铜器较多，墓室规模较大，墓主地位应较高。可能是某一方国首领之墓，或者即是甲骨文中燕国之首领。
总之，对以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争论较多，看法不一。大家普遍认为，应需进一步有计划地做些工作。
此外，学者还讨论了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青铜钺、夏时期岳石文化青铜器、燕式釜的空间分布与文献记载燕国史的对应；还有学者论及平谷设郡县应在战国燕昭王１１年，比现在的公元前１９５年早了１００多年，因此平谷应有２３０５年的历史。（2005年9月23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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