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谱ＡＭＳ的１４Ｃ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后，给出了二里头遗址不同时期的具体年代范围，这对夏商文化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陈建立博士采用ＡＭＳ１４Ｃ测年技术分析了冶铁遗存，可望为探索中国冶铁术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年代标尺。除１４Ｃ技术的进展外，其他测年方法，特别是释光测年方法，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Ｗａｇｎｅｒ教授利用改进的光释光技术ＯＳＬ对秘鲁南部遗址土壤进行了断代研究。Ｋｒｂｅｔｓｃｈｅｋ教授提出的辐射发光ＲＦ测年技术，则将测定的年限延至２万到３０万年前，从而为旧石器时代的测年带来了福音。
地域考古研究：文物的产地和矿料来源研究是科技考古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
地球化学理论指出，石器包括玉器总是携带其出处的特征信息，如微量元素、同位素及微结构等。它们决定于矿物的形成条件和年代，如同人的指纹一样，完全是“天生”的。因此，通过对这些指纹的分析，即可获知其产地，并提供相关考古学文化间的交流与贸易信息。国际科技考古常务委员会主席Ｍａｎｉａｔｉｓ教授集多年大理石产地研究之大成，综述评论了爱琴海地区大理石产地的研究成果，发现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绝大部分大理石都来自基克拉迪岛Ｃｙｃｌａｄｉｎｅ，由此指出，大理石的贸易在该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针对目前的研究状况，荆志淳教授建议，在玉器产地研究中，唯加强玉器本身的矿物学检测和具体考古学背景的相互结合，才能更好地追本溯源。
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进行成分分析，就可望探索陶器的产地，揭示考古文化区系间文化交流及贸易等相关信息。Ｈａｎｃｏｃｋ教授利用中子活化ＩＮＡＡ技术，探索了约旦西北部的陶器产地；Ｍｏｍｍｓｅｎ教授通过陶器的ＩＮＡＡ分析，追溯了从爱琴海至塞浦路斯的陶器贸易路线。Ｐｅｒｅｚ－ａｒａｎｔｅｇｕｉ教授通过对罗马陶器作坊中陶器泥釉的衍射分析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能量色散分析，揭示了其泥釉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陶器制作工艺的不同，也可作为产地分析的标志。Ｍａｇｇｅｔｔｉ教授从矿物类型、烧成温度、烧制方式、掺和料等多方面，系统探讨了新石器时代瑞士陶器的原始材料和制作工艺，为陶器产地的判别提供了结构层面的依据。李乃胜博士通过对陶瓦硬度、抗压和吸水性能方面的分析，发现陶寺遗址出土陶瓦与秦汉时期及现代砖瓦，竟然具有类似的物理性能，与会代表对我国先民高超的陶瓦工艺无不惊叹不已。
瓷器的产地分析，不仅可以辨别各瓷器化学成分以及结构的差异，而且可为古瓷器的科技鉴定提供可靠的依据。朱剑博士通过对商代原始瓷的产地分析，对原始瓷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商周时期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有相对独立的原始瓷烧制中心。冯松林教授采用质子电镜技术ＳＰＭ，系统分析了唐三彩、白瓷、青瓷、仿君瓷和仿汝瓷的原料特征。雷勇博士利用ＩＮＡＡ方法，探讨了唐三彩窑口鉴别的可行性。杨益民博士利用体视显微镜、ＳＥＭ和ＥＤＸＲＦ等方法，对比分析了汝瓷和钧瓷的成分和结构，并结合呈色机制的探讨，合理解释了“钧汝不分”之谜。温睿硕士采用同步辐射荧光技术ＳＲＸＲＦ，为明代各期官窑青花瓷的鉴别提供了判据。东西方陶瓷制作工艺的比较研究，是当前，也将是今后古陶瓷研究的热点。Ｗｏｏｄ教授利用ＳＥＭ、ＸＲＤ和ＸＲＦ等方法，从胎与釉的化学成分和矿物组成诸等方面，对比分析了阿巴斯王朝的蓝白釉陶与中国的三彩和青花瓷，探讨了三者间的工艺差异和可能的联系。Ｗａｌｔｏｎ博士采用电子探针技术，对汉唐时代中西方铅釉陶的剖面作了线扫描分析，揭示了两者在制作工艺方面的交流关系。
金属矿料来源及其制作技术的研究，对揭示人类的冶金史与文化传播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Ｍｅｙｅｒｓ教授对Ｄｏｎｇｓｏｎ青铜器的制作技术进行了全面研究，明确指出，Ｂａｒｂｉｅｒ－Ｍｕｌｌｅｒ缸等的制作方法应为块铸法，而不是失蜡法。梅建军教授分析了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东部青铜器的Ｐｂ同位素比值，对中国青铜器的起源问题作了认真的讨论。Ｍｕｅｌｌｅｒ博士也利用铅同位素分析了罗马时期的铅制品，探讨了古罗马军团在德国的开采活动和加工方式。周卫荣教授系统分析了我国历代２０００多个钱币的微量元素，揭示了中国铸钱技术的发展过程。Ｕｄａ教授将他发明的便携式ＸＲＦ和ＸＲＤ联用仪，对镀金青铜像实现了无损检测。
玻璃产地和制作技术，是文物产地和技术研究中又一重要领域。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教授运用电子探针微区分析ＥＰＭＡ、等离子体光学发射光谱仪ＩＣＰ－ＯＥＳ、热电离质谱ＴＩＭＳ等技术，首次将１６世纪和１７世纪欧洲北部的玻璃作了严格的区分。Ｄｅｇｒｙｓｅ博士则利用Ｐｂ和Ｓｒ同位素等方法研究了古代玻璃的重熔问题。
生物考古：揭示古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遗传变异、迁徙活动以及古环境等信息，为考古学注入了生气和活力，正日益成为科技考古的主要研究方向
根据骨胶原中稳定同位素Ｃ和Ｎ的分析，揭示古代人类的食谱，依然是古代食谱研究领域的主流。然而，整个骨胶原稳定同位素的分析，还只能反映个体死前７－１０年的平均食谱，难以追踪某段时期内食谱的精细变化。探索新的食谱指示剂以反映较短时间内的食物变化，已经成为目前古代食谱研究新的生长点之一。Ｃｏｒｒ博士对哺乳的大母猪、吸奶的小猪和健康的成年猪进行了饲喂实验，分别测试食物中和猪骨中胆固醇的稳定同位素Ｃ，发现骨中胆固醇的Ｃ稳定同位素值，与骨羟磷灰石相似，也反映了整个食物的同位素水平包括碳水化合物、脂类和蛋白质。就更新速度而言，骨胆固醇较之骨胶原更快，因此，借助骨胆固醇Ｃ同位素的分析，可望调查短期内食物摄取的变化。直接利用特定化合物中的稳定同位素推测特定食物，提供了分子层面探索先民利用动植物资源的新途径。例如，Ｅｖｅｒｓｈｅｄ教授对英国史前４５００－５００ＢＣ众多陶器中残留脂肪酸进行了气相色谱ＧＣ、气相色谱／质谱ＧＣ／ＭＳ、气相色谱－燃烧室－同位素比值质谱ＧＣ－Ｃ－ＩＲＭＳ等方面的综合分析，调查了牛奶业在欧洲东南部和近东地区新月地区的发生和传播。结果发现，那里的牛奶业竟发轫于新石器时代。Ｃｏｐｌｅｙ博士对南非和巴西陶片中的脂肪酸也进行了类似分析，表明陶片曾经贮藏过大量的海产品。
长期以来，古代ＤＮＡ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线粒体ＤＮＡ ｍｔＤＮＡ的高可变区。然而，作为单位点标记，高可变区的分析显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探索其他的分子标记，进一步揭示物种的起源和进化，是古代ＤＮＡ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次会议上，杨洪教授介绍了采用细胞色素ｂ基因作为分子标记，对晚更新世时期中国内蒙古地区的猛犸象与两类现代象进行了系统发生树分析，证明猛犸象与现代象之间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Ｓｖｅｎｓｓｏｎ博士测试了三个不同基因的ＳＮＰ单核苷酸多态性，根据基因纯合度的差异，探讨了中世纪和１８世纪选择育种对奶牛纯合度所造成的影响。
近些年，研究人群的迁徙与考古学文化变化之间的联系，是生物考古又一重要研究方向。一般认为，人体的牙齿属于死组织，而骨中成分的更新变换周期为７－１０年。人类的第一颗臼齿珐琅质中Ｓｒ同位素值，反映了该个体出生地的地质环境信息，骨中Ｓｒ同位素水平则来自于生活地的地质环境。比较骨和牙齿两者间Ｓｒ同位素的异同，即可了解先民是否属于移民。Ｂｕｒｔｏｎ教授利用此原理，揭示了拉丁美洲玛雅人群的移民情况，讨论了人类迁徙活动对玛雅社会兴衰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通常古气候的研究，都是通过Ｏ或Ｃ同位素分析来进行的。Ｐａｇａｎｉ教授介绍的Ｈ同位素分析，为古气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高等植物蒸发作用和有效湿度的变化而引起的Ｈ同位素差异，与降雨量密切相关。叶子蜡中的ｎ－烷烃的Ｈ同位素组成，似乎可作为古代气候变化的评价依据。倘若如此，这一方法将对古气候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用于贮藏目的的容器，即使历经长期的掩埋过程，仍然有可能留下其贮藏物的蛛丝马迹。通过残留物的科学分析，可望了解其容器的用途以及人类利用动植物资源的相关信息。Ｅｖｅｒｓｈｅｄ教授对古罗马化妆品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为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堪称残留物分析的经典之作。他应用元素分析、ＧＣ／ＭＳ、ＧＣ－Ｃ－ＩＲＭＳ、ＸＲＦ、ＦＴＩＲ、ＸＲＤ等科学手段，综合分析了二世纪中期古罗马时期锡罐中残留物的有机和无机部分，证明此残留物为罗马时髦妇女所用的化妆品。
中国科技考古特邀报告：全面展示我国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筹）理事长柯俊院士从出土钢铁的金相、化学成分、冶炼技术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系统阐述了中国钢铁制造的发展历史以及由此带来对中华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陈述彭院士详细介绍了利用环境遥感技术应用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展望了利用仿真和虚拟技术对文物发掘、修复和保护的诱人前景。Ｒａｐｐ教授对中国黄河地区地质考古学进行了细致调查，分析了聚落的地质面貌和遗址形成与变迁间的密切联系。仇士华和陈铁梅教授采用系列样品１４Ｃ测年技术，结合天文考古学、历史文献、考古研究的研究成果，制定了“夏商周”年表，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年代学的基础。王昌燧教授认真总结了陶瓷科技考古的研究经验，深入探讨了我国陶器的起源、原始瓷产地研究、我国北方白瓷的起源、明代景德镇官窑青花瓷的科技鉴定以及Ｘ射线吸收边精细结构分析ＥＸＡＦＳ应用于陶瓷科技考古的前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以“黄土之路——人类进化之路”为题，以第四纪黄土的产生与演变为背景，阐述了中国大地的古人起源、进化和繁衍以及古代文化的兴衰与古环境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届会议的一个鲜明特点，即参加这次会议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占了相当比例，这表明国际科技考古界青年才俊辈出。特别为研究生设置的Ｍａｒｔｉｎ Ａｉｔｋｅｎ奖，分别授予了我国的施继龙和英国的Ｃｌａｒｋ。值得指出的是，由王昌燧和周卫荣教授共同指导的施继龙是我国第一个荣获该奖的博士研究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上对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重视和中国科技考古研究水平的整体进步。中国的科技考古，已开始展现其良好的发展前景，正逐步成为国际科技考古的热点。
（2005年9月23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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