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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模型明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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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长城沿线地区、京津及辽东地区、山东中北部地区、苏北及鲁东南地区、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两广地区；又根据模型明器自身功用的不同，将模型明器分为六个组别：Ａ组——仓、灶、井类，Ｂ组——动物俑类（猪、狗、鸡、鸭等），Ｃ组——建筑明器类（屋、楼、城堡等），Ｄ组——加工工具及相关设施（磨、臼、碓），Ｅ组——田地水塘类，Ｆ组——交通工具类（船、车）。笔者以考察明器组合为基础，通过对每类模型明器出土数量的统计，以期能够客观地反映同一区域内明器组合的早晚变化和不同区域间明器主体组合的异同变化。所有的统计数据，均以目前发现所得为依据。从而建立起各地区模型明器主体组合发展变化的时空框架；再通过各地区模型明器组合之间的对比研究，突显出汉代模型明器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最后得出如下结论：汉代模型明器的传播是在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第二系列明器组合（Ａ组井＋Ｂ组＋Ｃ组＋Ｄ组）与关中地区第一系列组合（Ａ组仓、灶）互动作用下，向外辐射传播的。是第二系列模型明器组合不断向外扩展，逐渐取代第一系列明器组合，从而扩展到全国的。由此也印证了“汉初的六七十年间是汉文化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是在原有秦文化、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一观点。汉代模型明器的形成是关中地区与旧楚地区（此楚泛指大的楚地）随葬品制度共同融合的结果。
模型明器作为汉文化随葬品使用上的一个典型因素，分布广泛而普遍，在相关问题研究一章中，通过对已掌握资料的系统分析，笔者指出模型明器在分布上存在着非均衡性，并认为导致这种非均衡性的原因与地域因素、流行程度、时间因素、财富等级等因素有关。
在明器功能及社会意义方面：即汉墓配置模型明器究竟是为了什么？目前学术界的一般观点多倾向于：为死后生活而备置的道具。为死者提供了一个与生前相似的“死后生存环境”；另外一种观点以黄晓芬教授为代表，认为：“配置仓、灶、井、厕的寓意，浸透了汉代人独特的天地思想和阴阳风水信仰观念。”笔者通过考察模型明器的摆放位置，论证了赵化成先生所提出的：汉代模型明器的大量涌现是在土地私有制度条件下家庭财产私有化的一种直接反映，辩驳了其他学者关于模型明器的功用与五祀、阴阳五行有关的观点。指出：西汉早、中时期模型明器摆放方位的随意性，组合的不齐全性，显然与“五祀”祭祀无关。
其次，笔者从随葬思想的转化上，对其功能进行阐发。中国三代时期的随葬品核心多是贵重的青铜器皿，称作“礼器”。至少在汉代，随葬器物开始以铜制或陶制的日常生活用具为主，脱离“礼器”的称呼，随葬品形式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出一种集体意识的更动，因为以礼器为主的随葬方式所强调的是死者生前所享有的-地位，而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的随葬方式则显示生者比较关心死者在死后世界中的财富和舒适生活。
西汉早期墓葬简牍中就发现有地下丞等官吏名称，创造出一个与地上生活一致的死后生活世界，有的甚至还在陶仓腹部书写有：“大豆万石”、“龙蛇马牛，皆食大（天）仓”等，表达了汉代人民祈求在阴间扶手饱暖，连年有余的愿望。这些记载无疑是表现随葬仓、灶、井等模型明器是为了让死者死后使用，丰衣足食，“视死如视生”是儒家对待死亡的基本信条，而“厚葬”则是这一信条的直接产物。随葬大量的东西，与升仙思想是相矛盾的。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死后世界的安排是功利、实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来进行的，他们提供已知所有手段来满足死者的需求，通过不同手段，把不同信仰融入到单一墓葬。所以汉墓随葬仓、灶、井的寓意是与墓葬形制的改变，人们对死后世界认识的不同而引起的，这种引发的原动力，我们认为是重视个人因素的结果，而这种重视个人因素，最终的表现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极度的私有化。这一点正好契合了赵化成先生提出的模型明器的社会意义：和家庭财产私有化，注重家庭的汉代思想伦理有关。笔者希望通过对汉墓模型明器的研究，能够将考古学中的具体器物研究上升到历史学层面，从而对汉代历史研究有所裨益。[2005年9月2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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