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考古学界，对云冈石窟中出现的宽大、飘逸的新款佛装，往往用“褒衣博带”一词形容，断定其为北魏太和十年（４８６）后孝文帝服制改革的反映。同时认为，太和服式效法于南朝盛行的褒衣博带。进而，将褒衣博带式佛装，视为特定的阶段性标志，用作佛教考古分期的一把尺度。对于上述问题，我想从历史角度，谈几点不同看法。
一、北魏服制改革的核心，是恢复汉魏中原旧制
中国的礼仪制度，形成于周朝，完备于汉代，魏晋因仍。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西、北的少数民族移民浪潮，不仅颠覆了西晋王朝，而且猛烈冲击、破坏、摧残了汉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当野蛮部族胜利的大旗在文明的废墟上空飘扬时，萦绕在统治者脑海里的，却是对那种失却了的文明秩序的追忆。汉化，随之而行。
北魏拓跋鲜卑，兴起于塞北。其服制改革，见于《魏书》卷１０８《礼志四》和《隋书》卷１１《礼仪志六》。前者云：“太祖天兴元年冬，诏仪曹郎董谧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六年，又（昭）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后者曰：“自晋左迁，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