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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玻璃器与古代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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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可以看出这些名称大致发展的线索。其名称来源、发展受到玻璃本身的特点、外来影响、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玻璃”与“琉璃”，“琉璃”与“琉璃釉陶器”关系的探讨，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两条线索。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早期玻璃器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探讨，将从三个方面展开。文献和考古材料表明，玻璃器与上层社会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最终流入贵族和高级寺院手中，并在这个范围内传播。这就涉及到玻璃器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传播途径等问题，这也正是了解玻璃器与上层社会之间关系的两条线索。现在看来，玻璃器在古代应该是一种珍贵的物品，代表的财富和地位，在佛教中也是一种宝物。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它是玉润晶莹的一种象征。这样一种物品，正如其他宝物一样，必然是人们热衷获取的对象，并通过朝贡贸易，商品交易，武力掠夺，当然也有作坊生产等途径获得。包括国产的，也有外来的，国产玻璃受原料、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在质量、工艺等方面远不如外来玻璃，从而对西方玻璃器产生强烈的需求，这也是西方玻璃器在发现的中国古代玻璃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之一。而李贤、李静训墓的发现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从层面上进行阐释的范例，李贤为李静训的曾祖父，两墓中都发现了大量西方物品，包括精美的玻璃器，其来源各不相同，可以借此了解玻璃器在上层贵族之间传播的情况。而佛教寺院方面，法门寺唐代地宫、日本东大寺正仓院均藏有大量古代玻璃器，年代不同、形制多样、来源复杂，多可与“物帐”互证，是了解寺院玻璃器来源的绝佳材料。
塔基地宫和佛教壁画中的玻璃器，则显示出玻璃器在古代社会不同寻常的一面。考古发现的玻璃器近一半出于寺院塔基中，经魏晋至宋元，历代不绝，且器物种类和数量都不断增多。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新疆库木吐喇石窟及新近发现的阿艾石窟等均有玻璃器图像资料，宋金时期也有个别材料，与出土实物可资对比。可推知当时应该有更多的图像资料，惜现已不存。莫高窟保存完好、内涵丰富，以此为例，探讨壁画中出现玻璃器的背景和原因，知其与当时敦煌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绘画技法的变化等因素不无关系。这些玻璃器可以大致划分为香水瓶、供养器和舍利容器，由于资料的原因，现在还不能作一个更为细致的划分。但通过对其功能的分类和阐释，力图探讨玻璃器在佛教中所扮演的角色。玻璃器在佛教中是一种宝物，其透彻、晶莹的特性也与佛教的义理相合，所以被佛教寺院所看重。而大量西方玻璃器的实物和图像资料，则进一步打开玻璃器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想像空间。
玻璃器从西方传到中国，并进一步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展现出古代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交流。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发现大量玻璃器，这些玻璃器有中国的，更多来自西方，且大部分经中国传入。这些玻璃器也发现在高级墓葬、寺院塔基中，不仅有出土实物，也有图像资料，情况与中国类似，相信在朝鲜和日本也应该是一种贵重的器物。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器物都可以在中国、甚至伊朗高原找到原型。这些器物大部分为萨珊玻璃，而萨珊玻璃在中国、伊朗发现也比较多，且特点很明显。以萨珊玻璃碗为例，探讨其在伊朗、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传播，是探讨三地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很好视角。而东西方玻璃器在时代上的同时性，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陆路丝绸之路和南方海路的变更，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国发现的一些玻璃器的年代与西方同类型玻璃器出现和流行的年代非常接近，说明其出现后不久，就可能传到了中国，这就是东西方出土玻璃器的同时性。说明当时东西方的交流是频繁的，道路是畅通的。考古和文献材料证明，玻璃器不仅从陆上丝绸之路传播，南方海路是输入玻璃器更为持久和畅通的路线。而陆上丝绸之路的玻璃器的传播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息息相关，故其不断变化发展。
以上几个方面是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从不同的侧面整合出早期玻璃器在古代中国的形象，勾勒出其使用和传播的情景，展现出更深刻的、更广泛的社会历史问题。考古学的研究并非目的，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层面上。中国古代玻璃器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得我们能够也应该进行这一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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