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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烧瓷所用窑具举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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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叠烧的数量，因此从东晋开始这种窑具不再在越窑中流行，而丸状间隔窑具又被广泛用于碗、盘类器物的叠烧，不同的是，其体积变小，每件瓷坯使用的数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三个，而是四个或四个以上。唐五代时期，这种间隔窑具的体积进一步变小，形状也多样化，既有丸状的，又有条状的，每件瓷坯的使用数量常在十个以上，而分散到泥丸或泥条上的重量则相对减少，所以叠烧的瓷坯每摞可达十多件。间隔窑具的出现和演变，无不体现了窑工对窑炉空间充分利用的理念，这种在一定的时空中和相同的条件下追求产量的行为，正是受节能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的。
产品的质量也是历代窑工不懈追求的目标。商周时期，原始瓷有个普遍的质量问题，就是器物的外底和足端往往显现砖红色的生烧状态，这是坯件直接放置在窑床上焙烧的结果。因热的传导作用，窑床的温度始终比窑室内的火焰温度低许多，故只要坯件着地，就必定带有生烧的印记。不知少量的器底正烧的大件原始瓷是否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当时已偶尔有了原始的垫托窑具或在窑床上临时筑有垫托坯件的土墩？到了汉代，随着支垫窑具的广泛使用，宁绍地区的原始瓷和瓷器底部生烧的现象已基本消失。此期的支垫窑具主要有三种：一种为二足饼状垫座，较厚，一侧做出两个略呈锥形的粗足，使用时，直接放在窑床上，二足位于下坡的一方，以抵消坡度，使窑具的承托面基本保持水平，它能够大大减少坯件底部热量向地面的传导，从而有效避免了器底的生烧。另一种为筒状支座，略呈喇叭形，又称“喇叭形支座”，使用时，下端插入窑床的沙土中，它的作用是将坯件托至一定的高度，既可防止器底生烧，又能使坯件获得更佳的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还有一种为圆形垫饼，它一般置于筒状支座之上，主要用于垫烧大型或广底的器物。这三种窑具中，筒状支座的延续时间最长，直至唐以后，明火焙烧坯件的窑场仍大量使用这种窑具。三国西晋时期，在器物种类多样化的同时，支垫窑具的式样也增多，比较常见的除了筒状支座外，还有齿口托座和匣式垫座等。齿口托座使用时齿口朝上，用它托烧的器物底部可以见到明显的托烧痕迹。应当看到，目前掌握的这些关于窑具的信息，均局限于地表的考察，而掩埋在地下的窑具，不仅数量多得多，还有可能存在其他形状的窑具。以前我在上虞上浦大善的尼姑婆山三国西晋窑址考察时，曾发现一件形制特殊的窑具，其外形似钵，中间为一个与口沿相平的较粗的无底圆筒，由此构成双圈承托面，在承托面上留有分布均匀的托珠印迹，它用于焙烧青瓷洗等广底器物，可以防止坯件在高温熔融状态中底心下塌。这种罕见的窑具暗示了一种可能：在窑址的地表下蕴藏着不为人知的有关窑具的“奇技之巧”。
如果说垫托窑具极大地提高了瓷器的质量，那么匣钵的使用则使瓷器的釉面真正达到了莹润无瑕的程度。清人朱琰在《陶说》中谈及匣钵时云：“瓷坯宜净，一沾泥滓，即成斑驳，且窑风火气冲突伤坯，此所以必用匣钵也。”越窑自中唐以后普遍使用匣钵装烧坯件，因而所烧青瓷的釉面光洁滋润，具有碧玉的质感，引得骚人墨客倍加赞誉，这样的良性互动，将越窑推上了南北各窑之魁的宝座。浙江慈溪上林湖唐宋窑址遗存的大量匣钵，主要是用粗质的耐火土做成，形状、大小系根据所装坯件的造型和尺寸而定的，故种类很多。这类匣钵因熔融温度较高而很少出现变形现象。明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匣钵可重复使用十多次。据此推测，越窑的粗质匣钵是多次重复使用的。有人在北宋建窑的龙窑遗址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窑床上排满了匣钵，而窑旁未见匣钵堆积。这表明装坯和脱匣取瓷过程均在窑室内进行，它也是粗质匣钵重复使用的一个有力证据。在上林湖窑址中，还遗存着一定数量的瓷质匣钵，其所用原料与瓷器基本相同，有的还施青釉，越窑上等产品的考究的制作工艺由此可见一斑。然而有两点是很清楚的：（１）瓷质匣钵与坯件的质量并无什么关系，宋代官窑及宋以后景德镇窑用粗质匣钵装烧御用瓷器便能说明问题。（２）瓷质匣钵因熔融温度较低，易变形和黏结，所以影响了它的重复使用。这类匣钵在浙江永嘉启灶的唐代窑址中亦有发现。唐五代时期，上林湖等窑场还用在匣钵口沿施“封口釉”的方法装烧优质青瓷，这种工艺使坯件所受的烧成气氛更为稳定，却使匣钵的重复使用率等于零。由于这两类匣钵不能重复使用，也就不符合节能的自然法则，因此在独步一时后便销声匿迹了。
在匣钵大量使用的同时，越窑窑匠还发明了裹釉支烧法。瓷器满釉的工艺，南朝越窑已普遍采用，当时是用托珠支烧的。唐五代时期，越窑用支圈支烧满釉之器，为了防止支圈与器物外底黏结，在支圈的支托面上均施耐火土，这还可以使支圈得到重复利用。当越窑的制瓷工艺被北方窑口吸收改进后，一种崭新的支烧窑具出现了，它便是北宋官窑——汝窑经常使用的支钉。这类窑具有三齿、五齿等几种，使用时齿尖朝上，故在瓷器外底留有相应数量的支钉痕。与支圈相比，它的残痕更小，制品因而更加光洁美观。这种支烧工艺对南宋官窑、元代哥哥洞窑乃至高丽窑等窑口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汝窑有一种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精细耐火土制成的支钉，齿尖极细，用它支烧的碗、盘，仅留有三个或五个芝麻大小的支钉痕，后人称之为“芝麻花细小挣钉”。我见到这种空前绝后、堪与现代同类窑具媲美的支钉时，清晰地认识到这种支钉必定要经过焙烧而获得一定的机械强度后才能使用，否则齿尖压断就不会有“芝麻花细小挣钉”痕了。
匣钵的使用，不但提高了瓷器的质量，省去了以前的各类垫座、支座、托座，而且使叠烧的数量大为增加，于是整个窑室的上下空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所以这种令制瓷工艺发生质的飞跃的窑具之起源问题，便尤为让人关注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们对江西丰城的洪州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最使人耳目一新的发现是南朝有了“匣钵”。这类所谓的“匣钵”，使用时口朝上，壁上有若干个透火孔，它分明是从该窑以前带有透火孔的支座演变而来。由于匣钵的主要功能是提高瓷器的质量，其最重要的方面为增加釉面的洁净度和滋润感，这就需要将坯件与外部环境隔绝，而洪州窑的所谓“匣钵”却有意在壁上开透火孔，并且，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隋唐，它既不是出于提高产品质量的目的而制成的，也不具备匣钵最基本的避免“窑风火气冲突”的密闭特点，所以根本不能归入匣钵的范畴。这种窑具只能视为旨在提高产量的具有叠烧功能的特殊支座罢了。必须指出的是，至迟在西晋时期越窑已有在青瓷罐等器物内套烧小件器物的做法，这一方面增加了产量，另一方面提高了套烧器物的釉面质量，它对匣钵的发明才是具有直接意义的。另外，南京清凉山甘露元年（２６５年）墓出土的一对颇为精美的越窑青瓷羊形器，似乎显露了这类极品焙烧工艺的特殊性，将来若对三国西晋时期规模庞大、技术精湛的越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一定会有令人喜出望外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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