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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铜器金属成分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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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苏氏所说的“自有编号”，即可了解所测试器物的原编号和取样部位等内容。苏氏的这些议论过于随意，多有不实之词。
二、仪器方法和分析测试问题
原报告介绍实验所用仪器是“日本精工１１００Ａ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这一仪器方法通常简称为ＩＣＰ—ＡＥＳ分析或者ＩＣＰ分析。二氏将它称之为“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虽无大错，却不够确切。
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还有一种，这就是激光显微原子发射光谱分析。而激光显微原子发射光谱分析同电子探针、电镜能谱等分析方法性质类似，属于一种微区元素成分分析。二氏认为曾中懋先生实验工作所采用的电子探针分析可靠性较差页７７，但同时又将我们原报告的ＩＣＰ分析数据结果同其电子探针分析的数据结果混同讨论。在这种情形下，二氏更应该对我们所用仪器方法予以准确说明。含混地称之为“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也是一种可靠性较差的微区元素分析方法。
ＩＣＰ分析与原子吸收光谱分析都是９０年代以来国际上应用于金属文物成分分析的主要仪器方法。我们原报告所用仪器设备应用于青铜文物样品分析的测试工作条件，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报告见内田哲男等：ＩＣＰ分析法による铜制考古学的资料分析の基础的研究，《保存科学》第２９号，１９９０年，而且有一套卓有成效的严格操作流程。该仪器一直是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用于青铜文物成分分析的主要仪器，直到９０年代后期才退役。
二氏对这一仪器方法的测试精度也发表了高见：
“金氏采用的则是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并对仪器的检测精度主要元素的误差小于３％作了说明。我们知道，……铜器的主要合金成分的分类通常是以２％作为标准的，小于２％的主要元素一般视为混入的杂质，３％的误差精度已经超过了２％的主要合金分类标准页７７－７８。”
所谓分析误差，所指为相对误差。举例来说，如果某一元素成分的测试数据为２．００％，此时考虑３％分析误差对判断其是否属于合金元素的影响，则主要需要考虑该数据可能被下方修正的情形。简单计算的结果，它为１．９４％，可见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另外，我们原报告数据中并没有２．００％或者在其附近的元素成分数据，不可能因为３％的检测精度导致孙苏二氏产生合金类型判断上的困惑。
仪器检测精度和主要元素成分的合金判断标准，二者虽然都用百分数表示，但不可以进行大小比较。孙苏二氏以“此３％已经超过彼２％”为据，断定我们原报告的分析工作“在取样和分析上”都存在问题页７８，对于实验科学工作者而言，恐难以接受。没有对ＩＣＰ仪器分析本身以及一些相关的基础性概念进行初步了解，便将议论矛头指向国际上公认的一种仪器分析方法，笔者以为还是轻率了一些。
三、数据问题
原报告中，三星堆一号坑１件龙虎尊肩部与圈足两个部位样品的主要合金成分数据差异很大，一属于红铜性质，一属于铜锡铅二元合金性质。另外１件铜瓿，原送样清单以及在最早的发掘简报中都称之为“”，正式考古报告中改为“瓿”，我们原报告保持了早期名称，编号也依据原始样品清单未做改变。这件铜器腹部样品的一组数据属于铜锡二元合金，圈足样品数据则属于铜锡铅三元合金性质。
这种不同部位样品出现显著差异的非谐和数据结果，很多实验工作者都有发现。孙淑云教授的小组用扫描电镜法分析盘龙城１件铜爵ＰＬＺＭｌ：１８，在口沿等４个部位取样分析，铅含量从８．２％变化到３１．１％，几近４００％。赵春燕博士报告用原子吸收ＡＡＳ法测试殷墟三期１件铜爵Ｍ１９８：４，一个样品的数据属于铜锡铅三元合金，另外一个则属于铜锡二元合金。美国ＰＭｅｙｅｒｓ等分析Ｓａｃｋｌｅｒ美术馆收藏商代３件铜鼎，Ｖ－８９、Ｖ－３３７两铜鼎各自两个样品的数据都分别属于铜锡铅三元合金和红铜性质；Ｖ－１２５铜鼎的两个样品的数据则一为铜锡二元合金，一为红铜性质。
苏荣誉关于三星堆这件龙虎尊数据的有如下议论：
“从铸造工艺分析，铜尊这个结果是有问题的。同一次浇注的器物的不同部分，成分差别不应该如此之大页４０８。” 而关于铜瓿的分析结果，也有类似的议论页８０。
笔者以上列举的国内外分析者的例子中，都属于苏氏所说的“同一次浇注的器物的不同部分”，这些分析者各自“所采用检测方法和仪器也相同”。按照苏氏的说法推断，这些工作必定也是存在各种问题的了。不过，苏氏所依据的理由，虽然有“铸造工艺分析”的名头，却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考虑。对于历经数千年沧桑的青铜文物来说，它们不是新铸未久的青铜器，光用这种“铸造工艺分析”简单对付是不够的。
在苏氏拿出更为有力的科学理论或者实验分析的证明来以前，笔者仍然相信，包括原报告三星堆一号坑２件铜器数据在内，国内外所有这些非谐和数据本身，都是严格科学实验分析的结果，不可以用“分析有问题”，或者“取样有问题”之类的臆测，轻易加以怀疑否定。
四、数据释读与正确处理
在当今的科研模式下，只要有资金支持，样品可以送到任何一家实验室而得到预定的各种分析数据，然后发表文章。但是，获取数据固然是研究工作的重要一环，要运用专业知识正确判断分析数据的质量，理解数据的真实意义并且释读处理，往往更需要功力。
以三星堆一号坑龙虎尊和铜瓿这两件铜器为例，笔者在完成分析实验后，反复检测样品数据无误，一时也颇感迷惑。最后在执笔撰写实验报告时，决定全部报道这些数据结果。一方面，科学工作者对于取得的矛盾性数据应该客观予以报道，是科研道德的基本要求。另外，笔者这样处理，也参考了Ｐ．Ｍｅｙｅｒｓ等人的研究工作。
Ｐ．Ｍｅｙｅｒｓ等人曾经分析Ｓａｃｋｌｅｒ美术馆收藏的大量中国商周青铜器。为了定量估价青铜文物合金成分非均匀性因素对实验数据的影响，他们做了很好的统计研究。根据其研究结果，青铜合金元素铜锡铅成分中，以铅元素变化最大，可以达到１３．７％。尽管上述３件商代铜鼎的非谐和数据明显超出其非均匀性问题研究给出的变化范围，他们也没有贸然作出杀伐取舍，而是全部予以客观报道。实验科学工作者这种谨慎态度，显然来自其丰富的专业经验和学识。
这些非谐和数据可能牵涉更为深刻复杂的青铜文物科学问题，只是暂时难以解释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笔者选择的处理方式同其他实验工作者是一致的，同时原报告中我们也曾小心翼翼地指出，“其中的原因还有待查明。”
二氏对此只字未提，在处理原报告一号坑龙虎尊两个样品的ＩＣＰ数据时，是这样处理的：“龙虎尊同一件器物的肩部为红铜，腹部和圈足却为铜锡铅的二元合金，这是很有问题的。第１号数据按，指肩部样品红铜性质数据应当有误，可以舍弃。”
原报告两个样品的ＩＣＰ分析数据，在《神秘》加上曾被其批评为“可靠性较差”的曾中懋氏电子探针法的１个样品数据后，便可以判处红铜性质的１个样品数据死刑。如此，在遇到这种非谐和数据时，无论什么部位只要再做１个样品的分析，即可按“少数服从多数”进行取舍判断。
饶有兴味的是，《神秘》在否定曾氏关于二号坑１件铜尊非谐和数据中的红铜性质数据时却说，“考虑到三星堆器物坑其他铜容器都是三元的合金，未见有用红铜铸造容器的例子，”所以，曾氏的红铜性质数据也应当“舍弃”页８０－８１。看来再做１个样品的分析也不是必需的，方便法门很多，运用全在乎一心。
二氏实际上是通过否定红铜性质的实验数据，来证明三星堆没有红铜容器；同时又以三星堆没有红铜容器为由，否定红铜性质的实验数据。在逻辑上已陷入一种循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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