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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考古新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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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社会组织、聚落形态、产品交流、观念信仰乃至人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等，都已开始成为主流的研究课题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中国文明的起源等重大的传统课题的研究也逐步超越了从概念到概念或以现象的罗列代替具体的论证的简单模式，开始触及到文化与社会的本质以及变化的动态过程，从而具有了更高的视点与深度。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也开始关注诸如人类的起源与扩散、食物生产的起源及其机制、复杂社会的起源及其进程等世界考古的前沿课题，用中国丰富的材料对世界考古的发展做出贡献。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２０世纪的９０年代中国考古缺乏像苏秉琦时代那样凌驾于一切问题之上的年代与谱系这样的系统的学术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学术策划与组织。一些考古学家在拼命地学习提出问题，但是更多的人则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很少有人有条件能够立足现实面对材料提出具有普遍性的适中的问题，在上上下下的考古运作之中，很少有像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为了建立区系类型学说时那样的一个一个地区的资料与问题的会诊，那样的深入分析与力量整合。整个学科拒绝学术目标和学术规范，尽管学术语言即理论方法向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整体转移，然而局部话语流行，体制隔膜严重，缺乏健康的学术批评与评价机制，学界中却没有像苏秉琦先生那样的一呼百应的学术组织者和学术带头人，中国考古学只是在时间的默默流失中积累起大量新的资料，和一些深刻但零碎的局部性观察与思考。
因此，当前的中国考古亟须加强学科定位与整体规划的讨论，加强中层理论的建设，提出适当的学术问题，组织跨地区的学术课题，进行深度的学术整合。当然，时间与空间框架在新的发现中会继续完善和细密，重写中国古史的愿望仍然会长久地萦绕于考古学家的心头。只要继续不断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思考，有理论与方法的进步，考古学家观察与思考问题的尺度就会更加精确，人类会和逝去的古代关系更为亲密。但是，考古学是一门经验性极强的学科，又是一门充满遗憾的学科。考古学家像一个侦探一样，只能依据十分有限的古代遗存窥测古代的社会与文化密码，考古发掘是对这仅有的遗存的系统而全面的破坏。因此，考古学在带领人类回头看自己的历史、成就、经验与教训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回头看看自己，不断地进行自省，总结经验和教训。这样可以让这门学科进步得更快，更少一些缺憾。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从旧石器时代直到文明社会，各时期文化连续发展，自成体系，特别是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从诞生以来一直存续到现在的古老文明，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和中国考古学存在与继续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
２０世纪的９０年代，区系类型学说的确立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理论一统时代的终结，中国考古开始步入一个多元化的时期。而今在这个多元化的基础上，面对充满多种可能的中国考古，似乎十分需要对中国考古的未来前景与路向略作梳理和推测。
首先，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国考古仍然要集中精力于学科体系的建设、理论方法的完善及中国国家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以及由这个过程所决定的它的本质与特点等问题的探索。现在，中国考古学中文明的各构成因素诸如城址、大型聚落、公共建筑、青铜器、文字、各种精美的手工艺产品等一再发现，其发展脉络也已基本澄清，从形态完善、发展成熟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上溯，直到仰韶文化和前仰韶文化，中原等华夏文明的主要地区近万年的文化演变过程已基本清楚，破解这个过程及其包含的实质性秘密已经指日可待。
同时，未来的中国考古应该对认识世界历史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世界考古学最为关注的人类自身的起源与扩散、食物生产的起源与发展、复杂社会的发生和演进，中国都是资料十分丰富并体系宏伟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虽然已有人开始大量地运用中国的考古材料，但可以说中国考古学（至少是中国的考古学界）是基本上没有参与其中的。中国考古学应该加强与世界同行资料与思想的共享，更多地开展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
此外，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材料，有丰富的现代族群和多样性的文化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可以作为考古学认识的参照与补充，可以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提供难得的启示。
可以预言，在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社会进步速度的加快，大量的考古遗存会更加迅速地消失，考古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变化迅速的世纪中，人类的历史经验和考古学提供的知识会对人类变得更加重要；而二十一世纪的考古学中，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将起十分关键的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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