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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回顾与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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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市居民不少于５０００人）、文字和复杂的礼仪中心这三项标准，就是一个古代文明。邹衡先生认为文明的标志是：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但多数学者认为，上述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如玛雅文明和十八王朝以前的埃及文明，它们虽已具备了文明时代其他几个方面的特征，但却没有城市出现；南美洲的印加文明虽然已经建立了国家，但却没有文字的使用。由此可见，不同地域间文明化进程和特征不一，判断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亦不应人为硬性统一。
第三，关于文明时代的划分。夏鼐先生认为，商代殷墟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但同时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还要往前推，因为“不管怎样，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这一观点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邹衡先生认为“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已经发生了质变。例如从二里头文化中成组宫殿群建筑的出现和都城的形成、青铜器中礼乐兵器的产生、文字的发明等等。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龙山文化中没有这些因素，说明当时尚未跨入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有了这些因素，说明已同商周文明直接挂钩。这样，我们就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了中国文明的源头，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严文明先生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分成五个发展阶段，并指出“公元前３５００年左右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在此以前属于新石器时代，从聚落遗址、房屋建筑或埋葬习俗看，都比较强调统一和平等的原则；在此以后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考古遗迹清楚地表明这时已出现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私有制、阶级乃至准国家的-实体都是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自然要从公元前３５００年开始。”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一文中指出“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直到仰韶文化后期，即大约从公元前３５００年开始，才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则加速了走向文明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建立了最初的文明社会。到了夏代，中国古代文明的雏形已经具备，到商周时代更是集其大成。”张忠培先生认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跨过了文明的门槛。
２００４年《文物》第１期刊发了张光直先生成稿于１９９０年前后的《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对如何研究文明起源的方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认为，“我相信我们不妨将每个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史个别看待，检讨它的发展过程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有几次飞跃性或质变性的变化，然后根据这个历史本身内部所呈现的变化把它分为若干阶段或时期。这里面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阶段或时期也许便相当于我们观念中所谓‘文明’”。以中原地区为例，将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分成五段：１、以裴李岗、老官台等遗址为代表的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７０００—５０００ Ｂ．Ｃ．）；２、仰韶文化（约５０００—３０００ Ｂ．Ｃ．）；３、龙山文化（约３０００—２２００ Ｂ．Ｃ．）；４、二里头文化（约２２００—１５００ Ｂ．Ｃ．）；５、殷商二里岗和殷墟期文化（约１５００—１１００ Ｂ．Ｃ．）。然后根据生产工具、手工业分工、金属技术、财富分配、建筑规模、防御性城墙、战争与制度性的暴力、祭祀法器性的美术品、文字九项标准，从社会演变史的角度分成三个阶段：１、从裴李岗、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阶段；２、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阶段；３、从二里头文化到殷商文化的阶段。他认为“如果说阶级社会便是文明社会，龙山时代至少可以说是初级的文明社会，而二里头、殷商文化可以说是高级的文明社会”。对于中原地区以外其他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他则建议“中国其他地区的史前史与历史时代早期文化也需同样的分析、分段，各地区可能各有它自己的文明阶段”。经过系统论证之后，他得出如下结论：“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跃进，在考古学上的表现是阶级分化、战争、防御工事、宫殿建筑、殉人与人牲等-权力集中的表现。换言之，中国考古学上所表现的文明动力是-与财富的结合”。张光直先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于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经过几-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框架体系已基本建立，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随着探源工程的正式立项实施，必将迎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期。笔者十余年来一直在西辽河流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也十分关注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及在中国文明起源总体格局中所占的地位。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中心性祭祀遗址发现以来，围绕红山文化晚期是否进入文明社会这一主题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至今仍未达成共识。要想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并非易事，但可拓宽研究思路，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笔者个人认为，张光直先生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就西辽河流域而言，一是要从文化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仔细梳理，找出社会发生质变性变化的阶段，作为探索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点；二是紧紧围绕文明起源这一主题有效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避免因研究资料的短缺而造成所得结论的偏颇。红山文化晚期虽已发现了牛河梁这样规模宏大的中心性祭祀遗址，但居址的发掘和研究却十分薄弱，至今尚未揭露一处完整的聚落，对红山文化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难以理清，成为制约本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瓶颈。因此，在未来的探源工程项目中，西辽河流域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心应为寻找和发掘不同规模的红山文化居住性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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