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长初在《东南文化》２００５年第三期发表《大汶口文化“  ”符号新解》一文认为：迄今为止，在刻画有各种符号的大汶口文化陶尊上，“  ”“  ”是两种最常见的符号。绝大多数学者，特别是古文字学家都把它们视为文字。但作者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经过了由具象的动物形象演变到抽象的几何纹样的发展过程，鸟纹不断简化，如陕西芮城大禹渡村出土的彩陶罐上的正面鸟纹是“  ”；之后，正面鸟纹的三足也被省略，仅以圆点和弧形三角来表示，如陕西华阴西关堡出土的彩陶罐上的正面鸟纹是“  ”，但鸟头都是用圆点来表示的。此外，良渚文化玉器上刻划的鸟纹图像也有符号。因此，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符号“  ”是鸟纹的简化，或是与鸟有关的符号，它们隐含有丰富的内涵。它可能是原始氏族部落崇拜图腾的抽象、浓缩，也有可能是巫师借用来沟通天地的巫术符号。

    吴沫、丘志力在《东南文化》第三期发表《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玉器探析》一文认为，经过对横岭山出土玉器的矿物学鉴定等综合研究，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的玉器中的薄锥台形玦饰和扁梯形管饰是博罗地区先秦时期的特色玉器，玦饰由小到大成组出现在同一墓中是这批玉器的一大特色，其中玦饰有较大可能来自同时期的环珠江口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的环珠江口地区存在相当数量的治玉作坊，这些作坊多位于海岸沙堤附近，有丰富的石英砂作为磨制玉器的磨料，并且普遍以石英质玉石、水晶或某些岩石为材料制作环玦饰品。而透闪石质管饰的出现以及与越南北部透闪石质管饰的相似说明当时越南北部可能与我国环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