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二里头遗址发现年代择辨 |
 |
|
|
干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以上报道可以反映出如下几点信息：
（１）、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６日，徐旭生一行为寻找高辛故都、商汤古亳调查了高庄、新砦、二里头等遗址。调查时间安排紧凑，针对性相当明显。
（２）、当天的调查活动由县文物干部高同志引导，并参考了当地乡人的传说。
（３）、在此次调查之前，二里头遗址已有一些遗迹和大量的遗物暴露于地表。
２、１９５７年发现说，源自《考古》１９６５年第５期刊登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报道：“遗址是１９５７年冬季发现的，１９５９年夏天，徐旭生先生等做过调查，并指出这里有可能是商汤的都城西毫，因而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与重视。”
读此段报道，不难得出二里头遗址发现在前，徐旭生先生一行调查在后这样的认识。
比较两说：“１９５９年发现说”于１９５９年提出，该说对于当年在二里头遗址开展的考古调查活动的历史背景、时间、地点、人员、暴露遗迹、采集遗物、遗址规模、文化性质等都留有较为清晰的文字记录资料，具有科学意义。又因为在１９５９年以前公开发表的资料中未见有关二里头遗址的报道。因此，该说在数十年二里头文化研究历程中，得到多数二里头遗址发掘与研究者的认同（如赵芝荃、殷玮璋，黄石林、高天麟、郑光等先生），也被多数学者采用（如邹衡、张光直、郑杰祥、陈旭、孙华等先生），并写进一些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刊物中予以介绍。（杨育彬著《河南考古》中州古箱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１９５９年——１９７８年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概述》（１９５０——２０００），陈旭（夏商考古，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岳南《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中国史》（２）夏商周时代，中华书局（香港）２００４年版等），成为主流认识。
“１９５７年发现说”于１９６５年提出，立论时间较“１９５９年发现说”晚５年有余（按：以公开发表时间为准），最初几乎没有什么影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渐为学界注意并予以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等）。该说的问题在于，晚在１９６５年《考古》第５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报告只言及“遗址是１９５７年冬季发现的”，除此１３字外，无任何与遗址首次发现有关的文字记录，也未标注其立论根据或出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执笔者在立此说后，多次公开改认二里头遗址为１９５９年发现（参见方酉生《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兼论夏代国家的形成》《华夏考古》１９９４年１期，方酉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鄂》《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张立东、任飞主编《手铲释天书一一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方酉生部分，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至此判断，二里头遗址“１９５９年发现说”较“１９５７年发现说”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不过，笔者在学习中也注意到这样的一些现象：（１）、据说解放前（按：指１９４９年以前），在二里头遗址范围内圪挡头村北（按：位于二里头遗址ＩＩ、ＩＩＩ区交界处）曾经出土铜器和玉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１９５９年——１９７８年发掘报告》１６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２）、１９５９年以前，二里头遗址地表已经暴露出一些遗迹和大量的遗物。
（３）、从１９５６年始，河南省文物工作者曾经开展过一些文物普查工作。至１９５９年，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曾涉及偃师县境内的灰嘴（参见《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６年１期、《文物》１９５９年１２期、《考古》１９６１年２期有关报道）、汤泉沟（参见《考古》１９６２年１１期有关报道）、酒流沟（参见（考古）１９６５年１期有关报道）等遗址。
（４）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６日的调查活动由县文物干部高同志引导，并参照当地乡人有关传说。
笔者据上述现象推断，二里头遗址有可能在１９５９年以前即引起当地乡人或文物工作者的注意，只是由于缺乏科学认识而未能引起重视，因未见记录流传，故鲜为学界所知。事实上，学界始知二里头遗址始于徐旭生先生一行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６日对二里头遗址的调查，同年秋季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数十年来二里头遗址出土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存最终奠定了其在夏文化和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探索与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１９５９年徐旭生先生一行对二里头遗址的调查发现，才是从科学意义上首次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