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时中国考古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就是经过半个多世纪、数代人的努力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与理论方法，以及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区系类型学说和以这个学说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中国早期文化特别是史前文化的时间与空间框架及发展演变谱系等比较系统的认识。
中国考古学诞生以后，首先是在由古史辨学派引发的浓厚的疑古思潮中担负起证史的社会角色，即对传统文献关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其早期历史记载的可信与否给出一个明确的实证性的答案，然后是追寻中国古老文化的年代与渊源。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仰韶与龙山文化的发现，殷墟与斗鸡台的发掘，后冈三叠层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殷墟商代文化序列关系的确定，周口店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确定了中国历史与文化在这块大陆上的古老性，也显示了考古学存在的价值。而区系类型学说的诞生，不但是半个多世纪中国考古工作的全面系统的总结概括，使所有这些古老的发现与文化被有序地纳入到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时空体系之中，而且对于不同地区古代文化发展演变相互关系和谱系的揭示，明确地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文明并不简单地是由中原兴起并传播到四周，而是在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中原地区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这种认识彻底冲破了存在了两千余年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大一统观念。就中华民族与农业社会、文明社会的发生与发展来说，考古学不但丰富了传统认识中的历史图景，确立了传统的中原地区在民族形成、社会进化及文明诞生诸方面的核心作用，同时将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与变化动因追溯到遥远的边陲地区，比如长江中游是构成新石器时代产业基础的陶器与磨制石器及稻作农业的起源之地，良渚、红山的若干文化成就同样是构成夏商文明的重要因素等等，都体现了对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在长时空中加以观察的丰富性与必要性。在９０年代，经过严文明、费孝通等先生的论证，学术界比较喜欢用多元一体格局这个词来概括中国考古学对早期社会与文化探索的总体认识。
从发现的角度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或许并不比此前的８０年代辉煌多少——毕竟是在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了像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这样完全外在于传统的中原地区但是显然可以与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中原传统并驾齐驱的辉煌文明。同时，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的一系列新发现也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它们为观察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可以参考的探索对象，使满天星斗（苏秉琦）和多元一体（严文明）等模式的提出具有了考古资料的基础。也是在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长江中游年代极早的稻作遗存和陶器遗存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分子生物学ＤＮＡ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提出早期人类来自非洲、中国现代人可能首先由东南亚和华南登陆并逐步在东亚大陆扩散、取代原有的早期直立人的观点。尽管对这些轰动性的发现与认识众说纷纭，但是它们已经预示了考古学的可能性及研究范式变革的必要性。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苏秉琦先生在完成对８０年代以前考古发现的科学梳理与概括之后，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中国考古学面临的变化，接连发表数篇篇关于中国古史重建和谈论中国考古与世界考古关系问题的文章——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搭建工作大体告一段落的时候，苏秉琦先生这一代从中国古史学中走出的考古学家又要回到自己年轻时候那个遥远的梦想，要将考古学的发现转化为中国历史的继续写作——考古学要回归于那个持续了几千年的续史传统之中。同时，苏先生响亮地提出世界中的中国考古问题，提倡在世界大历史的格局中观察若干重大的中国考古问题的必要性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早期社会发展模式论述的东方式验证问题。
但是客观地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考古学并没有写出真正的中国史前史。由白寿彝先生总编、苏秉琦先生主编、严文明和张忠培先生等执笔的《中国通史》第二卷的《史前时代》虽然可以被视为以考古学续史的一次系统的尝试，但是应该承认结果看起来仍然像是考古学发现的重新解释和总结，还没有进入一种真正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陈述叙事状态。也许，像传统的史学那样去续写或者重写历史对于考古学是一个过于崇高的目标，只能是考古学家心中一个永远的梦想，是考古学每取得一点进步之后的不断追加和努力，但不会是一个阶段性的一蹴而就的任务。因为历史学首先是陈述历史事件，然后是总结历史规律，而考古学处理的是器物，从器物到事件，需要太多的翻译与转换，甚至根本不存在转化的可能性，因为两者从词素到语法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逻辑系统。尽管器物必然具有功能，考古遗存可能让我们窥视到文化与社会的某些方面，但是它难以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更难以和人间的事件——那些具有时间、地点、人物、因果关系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考古仍然需要新的出发。无论是重写中国古史也罢，无论是考古学要继续前进也罢，在经历了巨大的进步与资料积累之后，中国考古学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仍然是考古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夏商周三代是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文明有什么标准？中国文明是否只有中原这样一个源头然后像古史体系所说的那样由这里向四周辐射、传播？如果不是，中原地区何以又能够在从夏到唐的长达３０００年的阶段在中国文化圈内独领风骚？其他古代文明和中国文明在早期发展阶段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可比性？西方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发现对认识中国文明有没有指导作用？这些都是需要中国考古学从正面予以回答的关键性问题。 史前文化时空框架的确立，使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加上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思想解放，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学术探索的空气异常活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充满反思精神和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真正有条件探索一些具有发生学特征和重大理论意义的学术课题，并获得和其他学术进展进行关联和比较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与交流的能力。
当然，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结果，是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中国考古学开始受国外一些考古学思潮的冲击。随着对国际学术与考古的了解，不少中青年学者感到中国考古学有一种发展危机，开始思考并寻求新的出路。他们大量翻译介绍国外新近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编辑出版了《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当-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等书，各地接连不断地举行理论研讨，进行理论探索。部分思维敏锐的资深考古学家也开始反思考古学的历史，评估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新的见解。一时间，不少报刊打破学术禁区，发表了许多探索性文章，内容涉及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基本理论与方法、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考古学研究的操作程序等，对考古学史的反思、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追寻成为学术风气，并产生了像张忠培的《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俞伟超的《什么是考古学》、严文明的《走向２１世纪的考古学》、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１９２１－１９４９）》、陈淳的《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等具有浓厚的理论与反思色彩的考古学专著。
尽管区系类型学说是对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的极致，但是类型学的排比在建立时间与空间框架之外，对前述学科迫切感兴趣的诸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的发生学问题显然难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而真正的文化演进的谱系也不仅仅是体现在遗存形态这样的空壳之中的，考古学家亟须找到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与获得新材料提取新信息的新方法。
因此，尽管新发现接踵而至——这可以权且以中国文物报社累计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编成的《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１９９０－１９９９）》集其大成，然而十年来或许更加辉煌的成就正是和考古学的视角以及由此而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展密不可分——考古学家开始学习从考古材料中提出更加切实、更加中间性也更符合考古学特点的问题，比如关于古代人类的行为特征、社会组织结构、原材料来源、生产程序与产品特点、贸易圈与相互作用、信仰、艺术与工艺等，作为研究的问题和对象；学习更深度地开采古代遗存中蕴含的信息种类与含量，有机地揭示材料所体现的文化与社会实质。一些边缘性、交叉性新学科和关联性研究不断开展。新的科技手段受到前所未有的青睐，比如高精度断代，材料与成分的分析对比，对古代遗存生产、使用及遗留痕迹的模拟、试验和观察等，向考古学家展示了古代遗存形态与类型之外的一个更加深入的遗存世界。
考古发掘成为多学科合作的交叉点和新的突破点。
考古学是一门缺憾性极强的学科，考古发掘同时也是对古代遗址的较为彻底的破坏，因此，考古发掘应该如何充分提取古代遗存的信息？除了构建区域性的古代文化发展绪论和谱系，考古学还应该目标明确地开展什么样的研究？如何开展研究？成为考古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系统地引进自然科学观念与方法，全面地开展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扩大考古学家提取古代遗存的信息含量和分析建立古代行为与文化的能力，经９０年代初期俞伟超先生主持下在河南渑池班村的试验和推广，已成为一种潮流。地层学的发掘在更加完善的基础上，已经变成了和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一起进行研究课题的设计和田野操作合作的基本的平台，以求从考古资料中获得更多的关于古代社会与文化的信息，并赋予这些信息以更精确的时空结构定位。考古埋藏学成为新的发掘操作与分析标准，以求在时空结构之外揭示古代遗存内在的逻辑关系。这里边环境考古学的进展尤其引人注目，这门由研究的时间范围大致近似的考古学和第四纪环境科学相交叉而产生的边缘学科既扩大了考古对象，又考虑到人工遗存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人工遗存和自然遗存相互结合，遗址内外相互参照，不但丰富了考古学研究材料的类型与种类，关键是扩展了考古学家分析与观察问题的背景框架与理论方法，特别是从文化适应的视角关联人与环境，在时间与空间之外，古代遗存获得了一个新的背景框架，考古学开始系统地关心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及动力学法则。先后出版的《舞阳贾湖》、《驻马店杨庄》、《龙虬庄》、《洛阳皂角树》、《马桥》等一批包含丰富的自然与人类遗存信息、综合多学科发掘与研究成果的考古报告，为开展更深入的学术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资料分析与整合中聚落考古学逐渐成熟，考古课题更加注重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文化表现，更加注重考古遗存的功能分析。
这一方面中国史前城址的发现与认识可以作为一个代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大量城址的确定与重新认识是中国考古中的亮点之一，以前是只要发现城圈，确定一个城址的存在就是了不起的发现，逐渐发展到对城的大小、功能产生困惑，城墙有夯筑和堆筑，城址有大有小，城墙在功能上有防洪和军事的区别，城址本身有中心聚落和边缘城堡的区别，甚至可能也有区域性的中心或者村寨的区别有所认识，为中国复杂社会和文明时代的出现与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考古学的依托。无论如何城址的普遍出现代表一个抗争与竞逐时代的到来。在这样的竞逐之中，社会组织不断完善，早期国家产生，文明呱呱坠地。
一些对外合作项目也突破禁区，相继实施。１９９１年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管理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内蒙古、辽宁、河南、山东、湖北、四川、宁夏、新疆等省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先后同日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相应学术团体合作在中国境内开展考古研究项目。项目往往选择中外学者共同关心的区域、地点和问题，涉及到西北、东北、中原和华南地区，采用国际先进或者同行的做法进行攻关。在这样的合作中交流了思想，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提高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进程和认识水平，有的已取得明显成绩。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黑龙江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和一些个人还走出国门，到俄罗斯、柬埔寨、巴基斯坦等进行或参加考古发掘，这种走出去的考古，不仅更加便于开展与中国考古学的比较研究，极大地开阔了中国考古学家的眼界，同时也是让别人去品评中国考古的方方面面，观人观己，中国考古会具有更加全面的自我意识。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最近１０年来，虽然考古学家探索问题的视野和能力空前提高，但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则成为考古发掘的主要任务。
经济建设中对古代遗址的破坏、古遗址古墓葬的盗掘等使古代遗存面临危机，一方面，考古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另一方面，考古资源面临枯竭，考古学必须在一个迅速变动的世界中为自己重新定位。考古学家更加注意考古与社会、与大众的关系，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注意向公众宣传考古发现的重要性和普及考古知识。从１９９０年开始，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等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联合举行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成为宣传考古发现、普及考古知识的重要活动，《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１９９０－１９９９）》（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即是活动前十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９）评选结果的汇总。还有考古学家以深入系统调查、发掘的和研究为基础，参与大遗址保护规划制定和保护工作的实施。考古学与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及当代文化建设事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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