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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 的“家园”--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和“考古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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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物质性的“始基”作为万物的“本原”，如泰利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和虚空”等。到了苏格拉底，这种一元或多元的物质始基论受到了质疑。苏格拉底认识到了在自然界中因果系列的不可穷尽性，因为再微小的“原子”也都可以做进一步的分割。换言之，以古代自然哲学家那种朴素的观察手段是不可能从自然界当中寻找到世间万物的“起点”的。于是苏格拉底一反早期物理哲学家向外求“起点”的思路，转而求诸人的内心，将哲学的“起点”定位为对自己的认识，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间”，并且以“人间”作为哲学真正的“家园”。希腊哲人求原的历程告诉我们，对“本原”的探寻离不开“思”，单靠经验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所有关于世间万物“本原”的结论都是哲学家就万物“本原”所做出的“断言”（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和逻辑的“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这些“断言”虽然有其逻辑的合理性，但它们是无法验证的，因而也是“独断的”。如果“考古学”同样可以作为一门“本原学”，那么它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来求原的呢？
“考古学”对于“本原”的追求表现在它对事物起源问题的关注和探索。面对古代人类活动的物质遗存，“考古学”首先需要对它们的起源进行时空上的定位，这也就是说，“考古学”一般习惯于寻找“事物在何时、何地最早出现”这类问题的答案。对于事物起源问题的兴趣不仅源自人类求知的“好奇心”，更是出自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关注。只有我们人类才能意识到历史的意义，人类因而也需要历史。应该说，只有随着历史的开始，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有了历史，人类才能真正地做到立足于“现在”并且放眼“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对事物起源的探求是“本原性的”。
但是，在实践层面上，“考古学”所揭示出的事物起源又是相对的。任何一个考古学结论都是在现有的、已知的考古发现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相对于漫长而丰富的人类历史而言，考古发现及其带给我们的认识都是有限的，这些认识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新的考古发现而得到修正。因此从逻辑上讲，在时间的线索上，关于事物起源的考古学结论存在着向更早、更古的方向延伸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延伸是“无限的”。
除了“相对性”的特点之外，在探本求原的过程当中，“考古学”最终还需要借助“思”的力量来达到“本原”，这一点突破了一般公众对于“考古学”方法的理解，即认为“考古学”似乎走的只是一条从实物出发、并且从实物当中“归纳”出关于古代历史规律的“经验的”路线。这种误解似乎在汉语“考古”一词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我们进行言说和书写活动的时候不难发现，不同的语词，即使其涵义相同或相当，它们带给人的心理感受和联想却会有较大的不同。汉语“考古”虽然与西文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相对应，但是这个汉语词汇却绝不会直接地让人联想到“本原学”这样的涵义。当然，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所具有的“本原学”的涵义也是经过了哲学家的阐发才变得显明起来，至于西方专业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ｓｔ以及公众是否还能够认识到该词所包含的希腊词根的意义我们则不敢妄谈。但是不管怎样，由于汉语自身的特点，“考古”一词带有更多的“经验科学”的成分。“考”字除了在较宽泛的意义上表示“研究”的涵义（“思考”）之外，它更经常地被组合而成为“考证”、“考据”、“考释”、“考订”等指示着传统古史学研究方法的词汇。诚然，“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门“考证”古代事物的学问，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以“考证”的办法是不可能求得某些事物、尤其是与古代人类活动相关的抽象事物的起源的，因为即使在逻辑上我们能够将其起源的时间“无限”地向更古老、更久远推进，在所考察对象的“定义”问题上我们终将遇到困难，对此“考证”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有借助于“思”的力量。
这里典型的例子是对“国家起源”的探讨。在考察具体的考古资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提出关于国家起源的相关理论，包括设立“国家”的定义以及衡量“国家”形成的标准。恩格斯曾就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形态等问题提出了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针对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形态各异的早期国家，当-古学家又相继提出了“城市国家”、“地域国家”、“乡村国家”和“银河星团政体”等理论模式，考古学界也将这些模式与中国的考古材料相结合以探讨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参Ｌｉ Ｌｉｕ ＆ Ｘｉｎｇｃａｎ Ｃｈ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 ＆ Ｃｏ． Ｌｔｄ． ２００３）。也就是说，当考古学家试图从具体的考古资料当中找到最早的“国家”的痕迹的时候，事实上在他们的头脑中已存在着对“国家”这一“理念”的认识，并且这个“理念”并不是我们能够从田野工作和考古资料当中“总结——归纳”出来的，相反，它是在考古实践之前就已经通过“思想”的方式被给定出来的。
另一个相关的例子便是“文明起源”。“文明”原本就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理念。“文明”所对应的西文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来源于拉丁文ｃｉｖｉｓ，而 ｃｉｖｉｓ既指罗马的公民身份，同时又表示优越于蛮族的生活状态的意思，所以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后来被用来指与“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在目前的西方学术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般等同于广义的“文化”。但是在考古学家的语汇表当中，“文明”不仅指一个特定的较为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它还具有一系列特定的标准，比如“城市”、“文字”、“金属器”等的出现。利用这些标准来探讨文明起源虽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也暴露出了明显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所以后来又有考古学家提出以“国家”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可见，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已进入“文明”，首先取决于对“文明”“理念”及其相关标准的“设定”。而像“文明”、“国家”这样的“理念”是不可能通过“归纳”的方法从实物当中“总结”出来，亦不可能由“考证”的办法提出。这些“理念”是“在先的”，即被事先给定的；因为“理念”的产生和缘起不是一个“经验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问题，而是一个“理论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问题，它的解决只能依靠“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应该是“经验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种“综合”。
有意思的是，关于“思”（“理”）与“原”的关系在中国典籍当中也曾被讨论过。在为中国考古学家所重视的宋人高承所著《事物纪原》一书的序言当中曾出现过这样的话：“物有万殊，事有万变，而一事一物，莫不有理，亦莫不有原。不穷其理，则无以尽吾心之知；不究其原，又曷从而穷其理哉。”这段话讨论了“原”与“理”之间彼此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是与本文所讨论的重心有所不同，高承此处似乎强调更多的是“求原”之于“明理”的意义。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这篇小文章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的词根入手考察了“考古学”之为“本原学”的可能性和意义。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看守好“考古学”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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