暇来尝试这种无法预料收成的栽培实践。
从上面两种农业起源的理论来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实到对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解释时，需要从具体发现做进一步的检验。比如，我国华北粟耕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因为两地的生态环境和驯化物种完全不同。华北粟耕农业似乎和人口压力模式比较吻合，而稻作起源则比较符合宴享模式。
作为科学研究导向性思维，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寻找和解释农业起源的潜因。稻作栽培的考古分析
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第二阶段是良渚时期，因复杂社会资源需求增加而开始强化稻作生产，成为主要的经济支柱。第三阶段，随着良渚社会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的先民又退回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
经济背景 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但不易统计观察。而这些遗址中大量的动物遗骸，可以折射农业经济的发展层次。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和家畜计６１种，利用最多的为各种鹿类，数倍于家猪的数量。
跨湖桥出土各类动物３３种，其中家畜狗和猪的数量表现为持续的下降，和鹿类利用的增长正好相反。动物群总体数量统计，猪等家畜占１２％，野生动物占８８％。
马家浜文化圩墩遗址发现各类动物２０种，猪等家畜占１５％，野生动物占８５％。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动物计有９种，猪等家畜占２６％，野生动物占７４％。
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苏州龙南遗址，出土动物１２种，猪等家畜占７０％，野生动物占３０％。
上海马桥文化遗址出土动物１９种、猪等家畜占２１％，野生动物占７９％ 。（见图）
史前遗址野生与家养动物利用的历时变化
水稻 稻谷形态学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河姆渡的稻子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初期，为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跨湖桥出土稻子大约有５０％出现有别于野生稻的变异，但是仍然是颗粒小、结实率低的原始栽培稻。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形态仍不稳定，有偏籼型、偏粳型、亦籼亦粳型、非籼非粳型等多种形态，说明在很长时期里人类对水稻的产量和选种并不在意。到了崧泽末期与良渚早期，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稻谷形态的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目前不能肯定，但是对野生小麦和大麦从野生到栽培的转变可能在２０到２００年之间就可以完成来看，栽培稻的出现大概也不需太长的时间。从袁隆平培养高产稻种的实验来看，培育一种新型稻谷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段内完成。这也可以反证，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显然是人类干预力度不够。
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可以折射农耕技术的水准。河姆渡遗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为斧、锛和凿，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头，似乎并非农耕工具。跨湖桥的石器磨制较好，主要是小型的锛、斧和凿等加工木头的工具，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木器以及干栏建筑相吻合。河姆渡出土许多骨耜，曾被认为是稻耕农具，但也有人认为是干栏建筑立桩的挖土铲。马家浜和崧泽阶段的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主要是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
良渚时期不仅石器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石犁、耘田器和石镰等功能专一的农具。其中石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结构复杂，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一般来说，专门工具只有当其使用频率变得非常高时才会出现。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土地利用开始趋于精耕细作，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种连续的翻土工具，适用于大面积耕耘，以提高效率并需要劳力的协作。
马桥时期石器种类较多，但主要是锛、刀、镰和镞，犁极少。从明显缺乏农具来看，马桥时期的稻作生产，显然已不是良渚时期的那种密集劳力的精耕细作。良渚和马桥农具的反差和植硅石分析十分吻合，马桥遗址中良渚时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而马桥早期植硅石含量明显偏低。
稻田与耕作 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中，稻田面积最大不超过１６平方米，灌溉系统为水塘和水井两类。而对澄湖 直崧泽文化晚期稻田遗址的发掘，显示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统以池塘、水沟、蓄水坑、水口组成，高田灌溉为水井，最大稻田面积达到１００平方米以上。马桥时期的环境显示水域扩大，森林草原拓展，农田萎缩。
讨 论
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长江下游稻作起源比较符合竞争宴享理论。从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甚至更早，人类开始在野生资源丰富的环境里利用和栽培水稻，因其较低的产量可能并非用于解决饥馑问题。那么为什么当时不愁吃穿的人们要栽培劳力支出大、产量低的稻子呢？根据海登的解释，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来酿酒的。他以中美洲为例，玉米在史前期用于酿酒要比果腹更重要，酒类在复杂社会中的宗教仪式、劳力调遣和凝聚社会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说法也为最近贾湖米酒的发现所证实，因为在资源丰富的环境里，社群规模可以变得很大，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宗教和宴饮必然在社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酒自然成为重要的日常消费品。
农业经济成为史前社会主要经济形态，可能与社会结构复杂化关系密切。良渚时期长江下游进入了早期文明的复杂社会——酋邦，社会等级分化加剧，资源积累、消耗与分配以及大规模劳力调遣成为社会运转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玉器生产与消耗及大型土墩祭坛的营造上，窥视到当时社会运转的规模。这种大型复杂社会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显然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的部落社会，野生资源肯定已无法满足社会运转的需求，而酒类也可能成为社会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消费品，于是强化粮食生产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从稻作生产和家畜的饲养规模上，窥视到良渚阶段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
马桥时期随着复杂社会解体，社会又退回到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原来施加在百姓头上强化剩余产品生产的社会机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自然资源仍然比较富裕的环境里，温饱无虞的人们无须再多费劳力来进行密集农耕以增加剩余产品的产量。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马桥先民仍然栽培稻谷，但是他们又返回到了狩猎采集的生活状态。史前期的长江下游应该一直是自然资源十分富庶的地区，良渚时期农业经济与其前后阶段的经济有如此大的反差，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找原因可能更加合理。
稻作农业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可能是在人口持续缓慢增长、野生资源逐渐减少和社会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我国农业起源研究应该从史前文化适应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的演变，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农业起源的原因和对社会历史发展历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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