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古学方法的实地调查或文保活动。一是云南人袁嘉谷，在１８９４年得知昆阳有郑和父马哈只墓，１９１２年亲赴该地的月山踏勘，发现了马哈只墓及墓志铭。１９１３年他的《昆阳马哈只碑跋》面世，遂使世人了解了郑和的身世、先祖、故里、性貌等。二是中西交通史学家张星火良曾对郑和祭祀过的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圣墓和“郑和行香碑记”等进行过实地调查，他１９２８年所撰《泉州访古记》一文，结合史料，详加考证，价值颇高。三是１９３６年郑鹤声在南京郑和奏建并祈求海晏河清仪式的静海寺，发现了记载郑和出使西洋的残碑，可惜该碑后来于抗战时被日寇炸毁。四是与上述《通番事迹记》碑内容相近，原嵌立在郑和船队候季风出洋的福建长乐太平港南山天妃宫壁间，也是郑和等人于同年刊刻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于１９３１年被长乐县知事吴鼎芬发现，移至县署保藏，后覆没。到１９３６年重又被长乐县长王伯秋发现，拓文赠海内外学者，并建碑亭，虽又经周转，终完整保护至今。五是１９３５年云南省长李鸿祥将军，得知郑和后裔尚在玉溪县，并在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处发现家藏《郑和家谱》，后经李士厚先生考证并出版《郑和家谱考证》一书，为学术界研究郑和传记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六是罗香林教授１９３５年对南京牛首山郑和墓的调查，也推进了对郑和墓的研究。
以上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兴起的郑和遗存的发现、考证及其保护活动，可称之为郑和遗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运用的不完全是近现代意义的文物考古手段，但这些几乎与考古学进入我国同步却又是自发地开展起来的早期工作，结束了只是依靠单一文献研究郑和的历史，使郑和研究建立在以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更加科学的基础上，成为郑和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实现了学术手段的跨越式发展。其中尤其要强调的是郑鹤声的研究，起始便致力于实地调查，他于１９４１年出版的《郑和遗事汇编》一书，充分利用了“二重证据法”的手段，考证纠误，成果丰厚。另外，在此期间各级行政官员所倾保护之力，即便在全社会都在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今天，仍然不乏镜鉴意义。
二、半个世纪以来的新进展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起，郑和遗存的调查、发现等，逐渐获得新进展，并在８０年代中期纪念郑和下西洋５８０周年前后达到波峰，成为第二次研究高潮的标志。
这个期间比较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以及被人们关注的遗存有：
郑和生活过的南京马府街和１９８３年修建郑和公园时发现的原郑和府邸遗物、制造宝船的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和１９５３年后陆续出土的巨型舵杆以及绞关木等构件、１９５９年重新发现的南京牛首山郑和墓及郑和维修过的弘觉寺塔、郑和重建和督造的南京伊斯兰教净觉寺以及中华门外大报恩寺与琉璃塔遗址、为奖励郑和功勋取“四海平静”之意而建的南京静海寺、南京龙江关纪念海神天妃保佑郑和船队回国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１９５８年重新发现的反映郑和下西洋友好往来的南京市南郊今文莱国的氵孛泥国王墓、江苏太仓刘家港郑和下西洋起航地及天妃宫遗址、１９８３年在江苏太仓发现的六次随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武官周闻的墓志铭、福建长乐郑和船队候季风出洋的太平港遗址、作为船队进出太平港航标的三峰寺塔遗址、１９８２年在福建南平发现的郑和铸造的铜钮钟、郑和曾多次遣官并亲自前往致祭的福建湄州岛天妃妈祖庙遗址、福建泉州九日山郑和船队“祈风祭典”的摩崖石刻遗址、１９５１年云南图书馆整理古本佛经时发现的郑和施印《五华寺大藏经发愿文》牌位、北京西城区新街口三不老胡同郑和故居和郑和家谱首序、反映郑和下西洋友好往来的山东德州苏禄国王墓、郑和重修的陕西西安清净寺和重修清净寺碑、上海宝山为船队导航的御制烽堠碑、在南洋和东非等地的郑和古迹与文物等。检视以上这些发现和关注点，与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前后第一次研究高潮相比，显示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郑和遗存的内涵得到了极大地充实，从文物考古角度构建起了从郑和生平、郑和与宗教、郑和船队与科技、郑和下西洋活动及海内外影响的基本框架。第二，随着文物考古工作队伍的发展，由专业文物考古学者参加的调查、发掘成果愈加显示出资料新、证据足、影响大等特点，彻底改变了单纯依靠文献研究的局面，不仅正在成为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在各学术领域对郑和研究中初步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具有了一定的参与权和发言权。第三，郑和遗存开始纳入各地文博事业管理与保护的范畴，有些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存陆续被确定为各级文保单位。通过投入经费、配置专职人员和研究机构、创办专门刊物、建立富有地方特色的资料档案等途径，有效地促进了对郑和遗存的管理、保护和研究。
第四、政府级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特别是云南、江苏、福建等几个“郑和文物大省”，纷纷投巨资加以保护并举办大规模的展示活动，云南和南京还建立了郑和公园和郑和纪念馆等。１９８５年纪念郑和下西洋５８０年活动和今年的国家级纪念活动，以及在上海举办国际航海博览会和筹建中国最大的航海博物馆等，将更加促进全社会对祖国航海事业发展历程及其未来的关注，郑和下西洋壮举所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正在成为国家和地方纪念郑和活动的主题。
三、作为人类历史遗产的郑和遗存研究
如果说以历史学为代表的其他学科对郑和的研究，比较多的是关注郑和一生的史实及其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话，那么文物考古领域则以郑和遗存的物质文化遗产特性为研究对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郑和遗存的特殊性还在于我国历朝历代的人物不但很少有人具备如此国际性的身份和经历，而且也很少有人能有如此众多的遗存保留至今，并几乎分布近半个中国的区域。
然而，从笔者２０多年来对有关研究状况的跟踪情况看，郑和遗存研究与发现、展示、保护以及公众普及等所取得的成果和影响相比，尚有非常大的空间和深度有待开拓和发掘，说郑和遗存研究已经进入了第三次高潮还为时略早。
首先，２０年来有关郑和遗存的新发现不多，近期只有去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南京市博物馆对明代宝船厂遗址造船船坞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比较引人注目。
其次，对郑和遗存的考证多是记录其发现和流传过程，有关遗存的描述性解释多于解说性解释。包括笔者１９８５年与同仁共同执笔成书的《郑和史迹文物选》在内，比较多的是客观记录何时何地出土或发现的遗存，２０年来仍然很少见到探究原因、分析事件内在联系、辩证人地关系等动力性问题的研究成果面世。
其三，对郑和遗存的属性缺乏科学的辨识与分类，往往将直接性和间接性的郑和遗存不加区分地混为的一谈，甚至还有“拉郎配”的情况。这种出于纪念和宣传目的作法尽管可以理解，但学术理念上郑和遗存的边缘化倾向，无疑将使郑和遗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性大打折扣。
其四，综合性研究薄弱，互动性研究不足，诸省之间“各自为政式”的研究尽管能够体现区间特色，但提高到全局性高度和阔度的研究一旦得以启动，相信会取得更显著、更良性、更深远、更广泛的学术效益。
其五，业已大量应用在其他文物考古领域的现代科技手段，还很少被吸纳到郑和遗存的研究中。同时，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相关理论方法也还需要在研究中得以体现。其实，从郑和遗存的特色看，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能为明清时期文物考古提取新的方法、模式乃至理论，更是研究者们应当肩负的学术责任和义务。
其六，郑和遗存的研究目前多限于国内，而国外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解释，不但是全面研究郑和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使郑和遗存研究逐渐成为国际性课题的重要前提。由此还可以预见，我国文博事业和研究人员朝国际化研究方向发展，吸引更多港台乃至国外学者进行互动研究，郑和遗存不失为又一个既具备了条件、又能够操作的学术资源和平台。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