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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流域的大塘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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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大塘文化陶器的器类以圜底器、圈足器为主，有少量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器形以釜、碗、罐为大宗，其余有圈足盘、器盖、钵、支座、甑等。
根据目前的材料，大塘文化暂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 以附山园早期遗存为代表
第二期 以大塘遗址为代表
第三期 以独岭坳一期遗存为代表
大塘文化在湘江流域的产生、发展及式微，与周邻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大塘文化的陶器，大致可以分四组，第一组以镂孔圈足盘、碟形器盖、斜弧腹碗为代表；第二组以釜、折沿双耳罐、曲腹碗为代表；第三组以折沿、仰折沿的罐（或釜）、平底盘、矮实圈足盘为代表；第四组以折沿直壁浅腹釜、折腹圜底盆、弧腹圜底盆为代表。如前所述，第一组陶器是洞庭湖区皂市下层文化习见的陶器组合，属皂市下层文化因素。这一组器物与第二组器物在大塘文化中长期共存，在大塘文化的第二期仍有较多发现，只是器形方面略有变化。第二组器物是大塘文化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大塘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标志性组合，属本地文化因素，其中折沿双耳罐、高领双耳罐、曲腹碗只在一、二期流行。釜是数量最多的器形，形式丰富多样，尤其是一种腹部饰戳印纹、弦纹、刻划纹和细绳纹组合纹饰的折沿筒腹釜，贯穿于整个大塘文化始终，并为后来的堆子岭文化所接受。第三组器物所见完整器形不多，夹粗砂黑陶罐（或釜）仅见口沿，腹部饰鸟、太阳图案的夹砂红陶、夹砂灰陶罐（或釜）也只见口沿和腹部残片。矮实圈足盘仅见圈足部分，圈足底部刻划一兽面图案。唯一较为完整的是一件平底盆形器。该器敛口深腹平底，口沿以下及腹部饰戳印圆圈纹、水波纹，器形与沅水流域高庙遗址下层出土Ｆ型圈足盘上部相近。这一组器物虽然完整器形很少，但器物上戳印的凤鸟、太阳纹图案及圆圈纹、水波纹，与高庙遗址下层高度一致。高庙遗址下层的年代，发掘者认为与皂市下层文化中晚期相当，上限在距今７４００年左右，比大塘遗址要早，而这一组器物在大塘文化一期又不见，因此，这组器物极可能是沅水流域高庙下层文化的因素。第四组器物在大塘文化第三期才出现，其折沿直壁浅腹釜与汤家岗下层Ｍ４：６圜底罐器形十分接近，弧腹盆与汤家岗下层Ｍ３出土的钵形器相似，折腹盆则与汤家岗Ｍ４：２钵形器作风一致，因此，这一组器物是洞庭湖区汤家岗文化的因素。
通过对大塘文化陶器的分组及其渊源关系的探讨，不难发现，大塘文化的产生发展受到了洞庭湖区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流域高庙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继承和吸收了这些文化的部分因素，正是多种文化因素的交融，催生了大塘文化。在大塘文化的第一期，皂市下层文化的影响十分强烈，它直接继承了一组皂市下层文化的典型器形，但具有本地特色的各类釜形器、曲腹碗、罐类器占主导地位，从而决定了大塘文化的自身属性。对于本地因素的这一组器物，其来源目前尚不清楚。虽然在附山园遗址的附近，同时发现了年代更早的黄家园遗址，两个遗址相隔不到１０米，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找不到文化因素的直接继承关系。要搞清楚这一组器物的来源，还有待将来的工作。到了大塘文化的第二期，自身的文化因素进一步加强，在继承和吸收其它文化因素基础上，有所创新。这一期皂市下层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圈足盘的器形多样，超过了第一期，新出现了敛口盘。敛口盘在洞庭湖区汤家岗文化大量流行，但大塘文化的这种敛口盘为夹砂或夹炭黑陶，其圈足部分保持了皂市下层文化的风格，与汤家岗文化的白陶盘有根本区别，时代上应更早。与此同时，沅水流域的高庙下层文化也越过雪峰山脉，将其触角伸到了湘江流域。正是在高庙下层文化的影响下，本地陶器的装饰艺术达到了顶峰，除流行戳印的凤鸟、太阳纹饰外，彩绘的凤鸟、太阳、植物、水草纹饰相当精美，刻划的类似干栏式房屋、山峰、太阳纹纹饰图案也很有特色，如果说高庙下层文化戳印的凤鸟纹、兽面纹给人以庄严、神秘的感觉的话，那么大塘文化本地特色的装饰图案则更多的带有写实和浪漫色彩。进入第三期后，大塘文化急剧萎缩，虽然还继承了一、二期的文化传统，如釜类器仍占主导地位，戳印纹、刻划纹、绳纹继续流行，但一、二期广泛流行的一些器形消失，纹饰也远不如一、二期丰富，文化面貌呈现一种停滞的状态。洞庭湖区紧接皂市下层文化之后的汤家岗文化强势挺进。这一期新出现的大口圈足盆，豆类圈足在一、二期均不见，应代表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可能正是在汤家岗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周边其他文化的影响下，使大塘文化走到了尽头。
关于大塘文化的年代，目前三个遗址中只有大塘遗址有一个炭１４测年数据，为距今６９９０土１００年（未经年轮校正），而皂市下层文化最晚的炭１４测年数据是距今６９２０土２００年，一般认为皂市下层文化的年代在距今７５００—７０００年左右，大塘遗址的测年数据略为偏早，它不可能早于皂市下层文化晚期。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以大致推测大塘文化各个时期的相对年代：
第一期：略晚或相当于皂市下层文化晚期
第二期：晚于皂市下层文化晚期，早于汤家岗文化。
第三期：相当于汤家岗文化时期。
湘江流域紧接大塘文化之后的是一种以鼎为主要炊器的堆子岭文化。大塘文化对堆子岭文化影响很大，在堆子岭文化的一、二期，属大塘文化因素的筒腹釜、双耳罐继续流行，只是筒腹釜从数量上已让位于新出现的鼎。据有关材料介绍，位于湘南五岭北侧的临武县出土了与大塘文化风格一致的红陶筒腹釜，其戳印纹饰基本相同，器物组合也以釜、碗、罐为主。另据何介钧先生相告，粤北岭南的曲江石峡遗址也出土了同类型的釜。而从环珠江口的深圳大鹏咸头岭遗址出土的陶器来看，其部分器物的戳印纹饰也与大塘文化有相似之处。这说明湘江下游这种以釜为主要炊器、以釜、碗、罐为主要组合、以戳印纹、弦纹、绳纹等组合纹饰为装饰风格的文化传统对湘江上游及岭南的古代文化产生过较大影响，湘江流域从这时起就成为了岭南岭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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